引言

“301条款”（Section 301）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310条的概称，其主要内容是对他国违反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利益时，授予美国总统及贸易代表实施单边制裁的权力。

20世纪70年代，欧共体一体化程度加深、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面对欧日高额贸易逆差，国会认为政府在关税谈判中没有获得对等待遇，损害了美国贸易利益，在此背景下，国会于1974年对贸易相关法律进行了大幅修订，出台了《1974年贸易法》。

“301条款”的法律框架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规定，如果贸易代表（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简称USTR）经调查发现，他国的“法律、政策或做法”（the act, policy, or practice）违反了美国与其签订的贸易协定，或损害了美国贸易利益时，贸易代表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第302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对外国的不公平行为进行调查并报告给国会；第303条允许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之前采取临时措施；第304条至第309条进一步详细规定了对不同类型不公平行为的调查、报告和可能的报复性措施，包括对知识产权侵权、政府采购中的歧视性做法、服务贸易壁垒等的应对；第310条则提供了对这些条款的一般性规定和解释。这些条款共同构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中用于保护国内产业和贸易利益的法律工具。

“301条款”的历史沿革

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为核心的“301条款”经《1979年贸易协定法》（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79）、《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Trade and Tariff Act of 1984）、《1988年外贸竞争综合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等法律的修订逐步完善，在国会贸易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美国总统及贸易代表被赋予越来越大的贸易管制权力，“301条款”即典型立法授权条款，国会通过“301条款”赋予美国总统及其贸易代表不经国会授权即可单边制裁他国的权力，而忽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贸易协定等国际义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是美国对外贸易谈判和协商的主导部门，当贸易代表认为外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等损害到美国贸易利益时，可以启用“301条款”进行“301调查”（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301调查”一般要经过发起调查、谈判磋商、决定实施制裁、监督措施执行等环节。发起调查环节，贸易代表要先通过调查确认他国存在损害美国利益的不公平、不正当法律或做法；谈判磋商环节，会要求对方进行调整、作出整改；大部分“301调查”都会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调查，但如果磋商谈判无法达到目的，将会采取单边制裁措施，例如加征惩罚性关税、限制进口量、中止贸易协定下的利益减让等。

《1988年外贸竞争综合法》对“301条款”作出重大修订，修订后“特别301条款”（Special 301）、“超级301条款”（Super 301）与此前的“一般301条款”共同构成“301条款”体系。“特别301条款”主要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而“超级301条款”主要针对的是对美国经济影响较大的重点国家（Priority Country）及其做法，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对美国长期出超，美国为解决巨额贸易逆差，对日本启动“超级301调查”，最终使日本对美开放卫星、超算和林木市场。

对中国历次“301调查”回顾

美国“301条款”出台以来，迄今为止对我国共启动过七次“301调查”，分别是1991年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301调查”，1991年针对市场准入问题的“一般301调查”，1994年和1996年针对知识产权执法的“特别301调查”， 2010年针对清洁能源政策的“一般301调查”，2017年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301调查”和2024年针对海运物流的“一般301调查”。

《1988年外贸竞争综合法》生效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首份“特别301报告”（1989 Special 301 Report）就将我国列入“观察名单”。该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在每年的3月31日之前，向有关部门提交《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并在报告提交后30日内再提交“特别301报告”（Special 301 Report），列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方面存在问题的“优先观察名单”（Priority Watch List）和“观察名单”（Watch List），随后对名单中国家启动“特别301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第一次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随即展开“特别301调查”，6个月调查期限结束后，宣布将对我国加征关税，我国随即宣布对等反制，贸易战一触即发。经协商谈判，双方于1992年签署两国间第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美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我国承诺修订《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并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美国则承诺终止“特别301调查”并将中国移出“优先观察名单”。

美国在对华实施“特别301调查”的同时，又对我国市场准入问题启动“一般301调查”，宣布将对我国加征关税，经过数论谈判，双方于1992年达成《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我国承诺减少贸易壁垒，美国则承认我国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美国贸易代表认为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存在欠缺，第二次将我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并再次发起“特别301调查”。此次协商以中美政府换文及中方承诺实施《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共同构成两国间第二个知识产权协议，我国承诺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并进一步开放市场。

美国贸易代表认为我国没有认真执行双方达成的第二个知识产权协议，第三次将我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双方政府再次换文，并以换文和《关于中国在1995年知识产权协议项下所采取的实施行动的报告》、《其他措施》两个附件达成中美第三个知识产权协议，我国承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并改善音像制品、电影和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准入。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301条款”作为单边法律工具有违世界贸易组织精神，容易招致贸易伙伴报复，使得美国大部分针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301条款案逐渐移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例如2007年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产品市场准入问题向世贸组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发起磋商；2010年美国再次对我国新能源政策启动“301调查”，但随后仍借助世贸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磋商，我国同意修改《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涉嫌禁止性补贴的内容。

然而，“301条款”因其广泛的适用范围、单边操作的便捷性和灵活性以及强影响力的惩罚措施，依然被美国当局视为一项重要的贸易政策工具，使其能够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法律、政策和做法产生显著影响。特朗普上台后，因不满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以及世贸组织漫长的磋商方式，时隔十七年再次对华启动“301调查”。

2017年8月，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当局依据“301调查”结果，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并于同年7月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次月，中国公布反制措施，此后，中美开始漫长的贸易谈判，贸易战由此引发。经过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中美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我国承诺扩大贸易合作、放宽市场准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承诺将在本国给予同等待遇，中美贸易战告一段落。

中美政府虽然达成协议，暂时缓解了紧张局势，但贸易争端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双方分歧依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2024年4月，经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协会、国际兄弟会、国际电业工人兄弟会、海运贸易处五个全国性劳工联盟请愿，拜登当局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301条款”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重要影响。

企业应对策略

上文介绍了美国“301条款”的历史沿革和标志性事件，由此也给国内企业的出海发展提供了警示和参考价值。对于试图出海的企业而言，“301条款”不仅是他国干涉市场的法律工具，更是影响其国际业务战略和运营的重要外部因素，也是众多国内企业海外运营的合规隐患。企业针对“301条款”调查和可能的制裁措施，应当充分重视并且做到未雨绸缪，至少应从以下方面多角度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第一，企业出海需要进行全面的事先法律审查，确保其商业行为、合同条款、供应链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符合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以规避潜在合规风险。

第二，企业出海需要选择合适的市场进入策略，包括产品定价、市场推广和分销模式，确保其业务活动符合所有适用的贸易法规和国际标准，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和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第三，企业出海应重视和完善贸易合同条款，例如不可抗力条款、价格调整机制、供应链中断的应对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以减轻因“301条款”引发的合同违约风险。

第四，企业出海需要做好政策监测和政策游说，一方面，企业法务应密切关注中美及相关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根据政策变化提前做好财务等方面的规划，避免贸易壁垒和关税影响企业的成本结构和利润率；另一方面，尽可能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或直接与政府机构沟通，表达企业关切和建议，有效的政策游说可以帮助企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影响力，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第五，如果企业出海受到不公平的贸易措施影响，可以求助律师申请贸易救济，如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或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在必要时，代表企业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包括仲裁、调解和诉讼，以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战略联盟，共同应对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与他国企业进行跨国合作，也可以和本国企业进行合作，增强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第七，长期来看，企业应考虑多元化其产品线和市场，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适应性。

                                                               供稿：刘兆金、董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