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南開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舉辦2024國際貨幣論壇。論壇上，《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4》重磅發佈。來自國內金融管理部門、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實業界的知名專家學者齊聚南開大學，圍繞“全球供應鏈與金融強國”展開研討。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4》是中國人民大學發佈的第13本年度報告。該系列報告旨在忠實記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深度研究這個進程中各個階段的重大理論問題和政策熱點難點。課題組以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動態追蹤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過程。該指數綜合考慮了人民幣在貿易計價結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儲備等方面執行國際貨幣職能的情況，RII數值越大，說明人民幣國際化水準越高。RII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率先編制，於2012年首次正式披露。

2023年四個季度末RII數值分別為5.21、7.13、6.42和6.32，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為6.27，較上一年度同比增長22.9%，繼續保持長期向上趨勢。截至2023年底，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國際化指數分別為51.52、25.03、3.76和4.40。過去5年，美元、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的國際化指數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為-0.23%、-1.34%、-2.65%、0.22%和16.56%。不難發現，即使在外部環境極其嚴峻、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倍受打壓的情況下，與其他主要國際貨幣同期表現相比，人民幣國際化依然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4》以“可持續全球供應鏈體系與國際貨幣金融變革”為主題，系統闡述了國際貨幣金融變革對全球供應鏈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也充分論證了一國貨幣金融體系服務於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將有助於推動該國的貨幣國際化進程。課題組從國際貨幣金融視角出發，聚焦金融體系如何支持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可持續發展、如何通過金融支持保障功能來普遍提升全球供應鏈上各國（地區）福利水準等問題，為探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與可持續全球供應鏈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報告重點討論了金融服務全球供應鏈可持續發展的三大功能：資金融通、風險管理和跨境支付。我們認為，越是處於全球供應鏈重要位置的經濟體，其通過金融服務功能來提升供應鏈合作夥伴的福利水準、增強全球供應鏈韌性的效果越是顯著，而且伴隨一國金融體系服務全球供應2鏈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的提高，該國貨幣的國際使用基礎也必然進一步夯實。反之，在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一旦掌握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的國家將金融服務功能異化為地緣政治工具或大國競爭武器，全球供應鏈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就必然遭到災難性的破壞；當這種情形發生時，為了保障全球供應鏈上更多國家的安全與福利，基於可持續全球供應鏈推動國際貨幣金融變革就成為一項必要而且迫切的正義事業。在理論分析之外，報告還梳理了全球供應鏈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並基於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服務全球供應鏈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分析，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中國經濟從疫情期間的非常態逐步轉向常態，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全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重點推進制度型高水準金融開放，扎實提高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廣泛性和便利性。

從RII細分指標情況看，在貿易計價結算方面，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創歷史新高，2023年底全球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占比達到4.43%，全年季度平均值同比增長34.18%，對當年RII變化的貢獻度約為三成。在國際金融計價交易方面，人民幣直接投資穩步增長，信貸與債券融資大幅攀升，儘管投資端承壓，但仍有效推動人民幣國際金融計價交易綜合指標繼續向上突破，2023年季度平均值同比增長28.80%，對當年RII變化的貢獻度高達近八成。在國際儲備方面，在以美元計價的全球官方外匯儲備數據中，人民幣占比自2022年起已緩慢下降至2.29%，一定程度上拖累了RII表現，對當年RII變化的貢獻度約為負一成。

第一，中國持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從根本上提升人民幣作為一種國際貨幣的“含金量”。中國為世界經濟復蘇做出重要貢獻，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力量，主張構建國際經貿合作的“共贏鏈”。中外企業供應鏈合作有利於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使用，加強人民幣的國際貿易計價結算職能，有效提升人民幣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與水準。

第二，中國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加快金融高水準開放步伐，促使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提質增速。相關政策支持與配套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不僅為境內投資者提供境外投資管道，也吸引了大量境外資金進入中國市場，為提高中國金融體系和人民幣參與國際經濟金融運行的廣度與深度創造條件。

第三，國際貨幣合作大踏步前進，為人民幣國際使用搭建廣闊的平臺。在地緣政治格局深刻調整、強勢美元對外負政策溢出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出於金融安全考慮，存在強烈的本幣使用動機與貨幣合作需求。我國對外簽署的有效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已基本實現對全球六大洲重點地區主要經濟體的全覆蓋。隨著“一帶一路”、RCEP等區域合作框架的實施，中國供應鏈網路拓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場景不斷豐富，區域接受度進一步提升。第四，金融週期分化與波動下人民幣融資功能增強，成為2023年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高光亮點。在國際資金成本激升、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情況下，人民幣融資成本保持相對低位，且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因此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選擇人民幣作為計價融資貨幣。人民幣國際貸款大幅增長，國際債券發行量顯著擴張，人民幣國際使用突破“融資貴、融資難”瓶頸，可以更好地為全球供應鏈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人民幣國際化仍然面臨多重挑戰。

第一，國內經濟基本面承壓，外部地緣政治風險高企，人民幣國際信心易受影響。原因主要是：疫情疤痕效應明顯，經濟增長的品質與速度還沒有完全得到修復。而且在內外需求偏弱之外，房地產行業風險、地方政府化債壓力等國內突出問題，疊加全球資產避險情緒、拜登政府強勢遏制中國發展等外部突出問題，短期內都有可能削弱各方主體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和安全性判斷。

第二，收益率是核心決定要素，人民幣資產端面臨資本流出壓力。由於中美利差倒掛，人民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走低，特別是股票等人民幣計價的風險資產價格下跌，使得投資職能的人民幣國際使用面臨挑戰。第三，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弱，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相對緩慢。這會影響全球人民幣流動迴圈，對人民幣國際化深度發展形成制約。

全球供應鏈是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國際貿易和跨國公司是全球供4應鏈體系從萌芽、初步形成到快速發展全過程的重要推手。最初，憑藉工業革命後的較高生產力水準，主要發達國家主導形成了“發展中國家供應初級品和農產品，發達國家生產並出口最終品”的國際分工。20世紀80年代，以跨國公司“產品內分工”的形式發生了工序型國際產業轉移，發達國家主導形成了“發達國家掌握核心技術、品牌和消費市場，發展中國家從事組裝加工”的以技術為基礎的深度國際分工；發達國家在供應鏈中承擔高附加值工序，發展中國家被分配了技術含量較低且附加值較低的工序。全球供應鏈自此進入了快速發展期。

進入21世紀後，各國產品研發、生產、銷售進一步在全球分散，原材料、在製品、產成品通過供應鏈上各主體之間的國際貿易實現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全球供應鏈體系更加成熟。一方面，跨國分工愈加精細、複雜，產品從開始生產到最終消費，經歷的跨生產階段數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為了獲取高額利潤，歐美發達國家逐漸將產業重心轉向包括金融行業在內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超過了70%。

2008年是一個關鍵轉捩點。此前一直主張經濟全球化、主導國際分工的發達國家，由於自身產業空心化等原因相繼爆發金融危機。反觀中國，不僅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小，而且在危機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這個借著改革開放、人口紅利和優惠政策才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後來者，雖然是被動參與全球分工、接受發達國家國際產業轉移，但是加入WTO後五年就成為全球第二大貨物貿易國和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依靠製造業基礎在全球危機中表現出了更強的經濟韌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始採取技術封鎖、加征關稅、限制投資、立法補貼等多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推動製造業回流，在全球範圍內鼓吹“去中國化”，極大地助長了“逆全球化”思潮和現象，導致全球供應鏈體系逐漸偏離其原本的軌道。近年來，它們更是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和“科技脫鉤”，試圖通過“卡住”上游供給來極限打壓中國關鍵產業鏈的發展能力，不惜以全球範圍的“脫鉤”“斷鏈”來扼殺中國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轉向，一邊推升了全球供應鏈成本，使得疫情後的世界經濟復蘇更加艱難；一邊製造著世界各國對供應鏈韌性與安全的普遍焦慮，導致原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供應鏈體系被迫進入到動盪重構中。

目前全球供應鏈體系主要表現出以下特徵。首先，區域化發展勢頭明顯超過全球化。基於北美、歐洲、亞洲的三大區域內貿易網路更加緊密，美國、德國、中國在各自區域供應鏈產業鏈的核心節點地位進一步明確，全球供應鏈的區域化特徵更加突出。其次，幾乎所有類型的產業都在調整。高新技術產業更多強調戰略自主；資源密集型產業限制關鍵礦產資源開採或出口的做法日漸盛行；勞動密集型產業越來越多地向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轉移，以中國為樞紐的亞洲工廠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顯著提升，更多低收入經濟體被整合進亞洲產業鏈。第三，全球供應鏈被打散，但未完全斷開。中美直接貿易聯繫明顯減弱，但墨西哥、越南、印尼等國更多地嵌入中美之間，全球供應鏈的戰線拉長也更加多元化、分散化，中美兩國的間接貿易聯繫反而增強了。此外，疫情疤痕效應和地緣政治衝突等多種複雜因素不斷推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使得處於弱勢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隨時可能陷入更大的被動。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發達國家意志進行的全球供應鏈重構，不僅賦予了發達國家對供應鏈上相關主體的生殺予奪之特權，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供應鏈脆弱性。儘管發展中國家對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貢獻度在上升，但是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主要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基礎設施、社會標準和環境標準制定等關鍵環節，幾乎全部被發達國家壟斷。中美貿易摩擦說明掌握核心技術一方對高科技產業鏈擁有絕對支配力。將俄羅斯主要銀行踢出SWIFT系統、禁止其使用主要國際貨幣完成跨國交易，反映出金融制裁對一國供應鏈安全具有顛覆性影響。美國、歐盟因為擁有話語權，所以只需以“國家安全”“去風險”為藉口，就可以毫不顧忌地運用立法和監管手段任意更改國際貿易規則、利用“長臂管轄”隨時隨地實施經濟制裁。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逆全球化”的目的就是發達國家要對供應鏈上的這些關鍵環節繼續保持壟斷，本質上是要重新回到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國際分工體系，哪怕這樣做會實質性地損害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正當發展利益並且提高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

全球供應鏈體系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具有包容性和韌性。這就要求，各方參與主體能夠普遍地從全球供應鏈模式中受益，供應鏈上所開展的經濟活動不僅能提高核心主體的福利水準，也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幾乎所有相關主體的福利水準；在面對各種衝擊時，供應鏈上主體能夠迅速調整適應並恢復運行，甚至在識變應變之外還能夠“化危為機”。全球範圍內的貨幣資金流動幾乎貫穿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每個節點，所以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國際貨幣金融服務，高質量的金融支持與保障可以提升供應鏈合作夥伴的福利水準，也有利於增強全球供應鏈韌性。

本報告從資金融通、風險管理和跨境支付三個方面，分別探討國際貨幣金融服務如何為全球供應鏈上的經濟活動提供支持和保障，從而改善相關國家（地區）福利水準，並提升全球供應鏈的韌性。我們在模型模擬、案例研究、文獻分析的基礎上發現：

第一，金融體系融資效率提升，可以緩解供應鏈上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並通過全球供應鏈將成本節約效應回饋給全球消費者；可以更好地服務科技創新，提升一國（地區）對關鍵技術領域供應鏈衝擊的應對能力。

第二，金融體系風險管理能力提升，可以緩釋供應鏈衝擊產生的全球經濟波動。完善的出口信用保險可以促進貿易，通過比較優勢提升供應鏈上各國（地區）福利水準；巨災保險和各類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有效應對自然災害等對全球供應鏈夥伴的負面衝擊；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可以提升政策協調水準，削弱各國政策的負外部性，降低供應鏈上企業面臨的宏觀風險。

第三，跨境支付效率提升，可以通過成本節約效應直接提升供應鏈上各國（地區）福利水準。支付結算貨幣多元化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降低供應鏈衝擊引發的匯率風險。參加全球供應鏈合作，是一國融入國際市場、促進經濟增長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方式。但供應鏈上的絕大多數參與主體又是被動與弱勢的，只能依靠其他有能力者來整合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以及提供全球供應鏈發展所需要的國際貨幣金融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供應鏈體系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都具有全球公共產品屬性。而且，無論是可持續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還是能夠與之適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現階段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缺口，無法滿足全球發展和各國經濟金融安全的需要。

誰來整合全球供應鏈？誰來為可持續全球供應鏈提供國際貨幣金融服務？作為全球供應鏈上的重要經濟體，中國為供應鏈夥伴提供金融服務，就是在彌補優質全球公共產品缺口。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國際計價貨幣、國際支付貨幣和國際安全資產的新增選項，也是中國在供給優質全球公共產品。然而，中國在現行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同樣缺乏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處於“弱勢地位”。不僅如此，由於挑戰了主要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和金融霸權，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遭遇圍追堵截。

如果現行的主要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基礎設施不能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而全球供應鏈上的重要國家又被限制提供國際貨幣金融服務，那麼從全球發展和全人類福祉角度出發，這樣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顯然與全球供應鏈體系並不適配。如果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重要國家不僅拒絕提供充足有效的金融支持，甚至還利用金融壟斷地位任意提高融資成本、禁止國際交易或中斷跨境支付，那麼對全球供應鏈安全和各國（地區）福利水準就會產生災難性影響。由此可見，國際貨幣金融服務對於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來說其實是“雙刃劍”。

有效的金融服務可以及時疏通供應鏈資金流中的堵點、中斷點，推動全球供應鏈協同有序發展。良好發展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可以為企業進行全球商品和服務交換提供有力支持。金融體系如果能夠與產業部門、貿易部門高效協同起來，則有助於供應鏈上下游有效銜接，推動供應鏈升級發展，從而提高相關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金融體系通過降低融資成本、緩解融資約束，不僅為資金周轉困難的環節提供必要的短期流動性支持，而且為供應鏈優化調整提供穩定的中長期資金保障。高質量的融資支持有助於促進發展中國家企業深入參與全球供應鏈，促進開放合作，推動全球供應鏈佈局多元化，從而助力提升供應鏈穩定性。在資金成本的節約效用和全球市場競爭下，全球消費者能夠依託供應鏈享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共用經濟金融發展紅利。

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參與全球供應鏈時普遍面臨“低端鎖定”、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等發展困境。金融體系提供的資金支持可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從而有利於提高企業生產效率。融資約束緩解有助於促進產業升級與創新，實現核心技術突破。完善的融資功能所帶來的成本優勢也將進一步提升抵禦供應鏈衝擊的能力，進而提升全球供應鏈韌性。

具體而言，第一，供應鏈金融能夠有效緩解融資約束和供應鏈失衡問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以及因此面臨的供應鏈中斷風險，提升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參與度。中國是全球最大也是增長最快的供應鏈金融市場之一，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都發力供應鏈金融，為中小企業參與全球供應鏈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第二，跨境貸款是彌補發展中國家融資缺口的重要資金來源。中國的跨境貸款，可以助力發展中國家提高生產力並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力和參與度；也已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獲得境外資金支持的主要方式，助力其更好地運用全球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第三，貿易融資可以促進全球供應鏈的包容性發展。貿易融資可以針對性地幫助全球中小企業，不僅支持了商品交換，還促進了技術、知識和經驗的交流。中國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普遍提供貿易融資服務，而且由中國發起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也廣泛開展相關業務，為全球供應鏈上的各國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第四，跨境投資有助於國際資金互聯互通。對外投資既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國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互利共贏、共建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橋樑。對外投資可以帶動發展中國家快速融入全球供應鏈，有助於構建全球供應鏈網路。

供應鏈內生風險指節點企業之間的文化差異、利益分配不均、資訊傳遞等引起的風險，風險發生頻率較高，但是造成的損失相對較小，一般可以通過節點企業之間的協調合作有效減少或控制風險事件的發生。供應鏈外生風險如自然災害、政策變化、市場環境變化等的發生頻率較低，但會造成嚴重損失。由於大多數外部環境變化屬於不可控風險，只能在風險尚未發生時選擇恰當的風險管理措施，以降低風險發生後造成的損失。近年來，受極端天氣、新冠疫情以及“逆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製造商更加關注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包括供給和運輸的不確定性、網路失效、監管和政治風險等，更加重視供應鏈風險管理。

政府部門主要通過財政手段減輕面對不確定因素時的供應鏈風險，是供應鏈風險管理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政府通過向企業提供財政補貼、加大稅收優惠力度、提供融資擔保支持等緩解企業資金鏈緊張，幫助企業在面臨重大市場衝擊或者供應鏈中斷時維持運營，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企業的財務穩定性，提高供應鏈的效率和韌性。金融市場上的期權、期貨等衍生工具可以被用來對沖原材料價格波動、匯率變動等市場風險。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可以利用金融工具進一步轉移供應鏈風險。比如，通過特殊目的機構（SPV）向資本市場發行債券，將發行收入作為保險機構對沖自然災害的資金儲備，利用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實現風險分擔。

保險是管理全球供應鏈風險的重要工具之一，為國內和國際業務及商業往來的順利進行提供解決方案。商業保險可以有效解決供應鏈企業抗風險能力不足的問題，減少意外事件的影響，提高供應鏈的穩定性。保險保障也有利於增強供應鏈合作夥伴之間的信任和透明度，有助於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提高供應鏈的整體運作效率和靈活性。

首先，保險可以對供應鏈中斷風險造成的損失提供保障。政治動盪、供應商倒閉等突發事件可能導致供應鏈中斷，進而造成生產延誤、交付延遲以及額外成本增加。通過業務中斷保險等產品，可以最大限度減少損失，企業可以依靠保險公司賠付，儘快恢復到風險事件發生前的生產狀態，維持業務正常運轉。

其次，保險可以對巨災風險造成的損失提供保障。洪水、地震等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在財產保險中被列作除外責任。巨災保險能夠為企業提供資金保障，減輕由突發事件引發的經濟損失。巨災債券、巨災指數保險等創新產品為管理巨災風險提供了新模式，是對傳統保險和再保險的有力補充。此外，保險可以為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中的信用風險造成的損失提供保障。出口信用保險可以發揮防控風險、撬動融資、開拓市場和損失補償等多重作用。

特別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出口信用保險可以為其提供“資金融通+保險保障”的全方位金融支持。我國在營業中斷險和巨災保險產品領域開展了廣泛實踐，未來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中國信保的出口貿易險近年來增長迅速，2023年承保額達到1456.7億元，是支持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的重要方式。

政府、企業、保險機構之間合作分擔供應鏈風險，可以減輕突發事件對供應鏈企業資產負債的影響，實現增強供應鏈韌性、提升供應鏈風險防控和應急處置能力的目標。對企業來說，更好地進行供應鏈風險管理，不僅可以幫助鏈上經濟活動順利完成，還有助於與國際合作夥伴建立更緊密的長期經濟聯繫。

各種跨境貿易投資活動都離不開跨境支付的支持。跨境支付體系作為一種國際金融基礎設施，為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球供應鏈發展呈現出本土化、多元化、數位化等新趨勢，對跨境支付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跨境支付體系在技術和設計上的更新迭代應當遵循三個關鍵目標：在廣度上實現支付系統廣泛互聯，即互操作性；在深度上實現跨境支付快速便捷，即便利性；保證跨境支付安全可監管，即安全性。

很多國際組織都致力於推動跨境支付系統之間的互聯互通，這是一個持續優化的過程。互操作方案可以降低供應鏈區域化帶來的交易風險，且互操作性較強的國家也有了更多的貿易選擇。在供應鏈本土化遷移的背景下，互操作性可以減少兩地跨境支付系統不互通導致的“斷鏈”風險，提升供應鏈的厚度，從技術層面保證供應鏈的穩定。互操作性還可以支持供應鏈多元化擴展，使該國企業在選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時有更大空間。

跨境支付便捷性有助於提升供應鏈資金流轉效率。低成本、高效率的跨境支付能夠節約供應鏈成本，是各國企業在選擇上下游貿易對象時會考慮的重要方面。具備低成本高效率跨境支付系統的國家能夠在供應鏈合作中獲得優勢，從而提升供應鏈合作粘性，並能夠基於高效的跨境支付系統發展大規模、高頻率的跨境貿易業務，尤其是跨境零售業務，從而極大地開拓跨境市場管道，提升供應鏈穩定性和服務水準。

跨境支付便捷性可助力跨境電商等貿易新業態發展。跨境電商的參與者以中小微企業為主，它們的資金鏈相對脆弱，在處理收單與結匯時經常面臨收費不透明、資金安全缺乏保障、收款週期長等諸多難題。移動支付和跨境支付技術為其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支付解決方案。疫情期間，眾多第三方支付平臺借助大數據與智能技術，打造了集合快速提現、VAT繳稅、供應商付款等多功能在內的一站式跨境支付服務，幫助跨境電商平臺實現數位化轉型。數據打通與業務合作還衍生出“物流貸”等創新型金融產品，有效解決跨境電商業務痛點。中國在跨境支付領域已經逐漸形成了以專業化分工、數位化服務創新、跨國優勢互補、協同整合等為特徵的跨境電商服務供應鏈。

跨境支付安全性是跨境支付體系順利運行的重要保障。不僅資訊技術的廣泛運用引發了網路攻擊和供應鏈威脅，而且地緣衝突加劇、國際金融制裁頻發等也對供應鏈穩定造成了直接威脅。為應對極端情況，許多國家（地區）都在致力開發獨立系統作為跨境支付備份管道。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於2015年正式投產運營。這是我國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在推動金融業雙向開放、服務“一帶一路”資金融通、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直接參與者可以通過CIPS專線發送報文和支付指令來完成交易，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SWIFT系統的依賴。跨境支付安全性還可以應對網路攻擊造成的支付暫停、資金喪失、資訊洩漏，甚至供應鏈中斷問題。我國參與發起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專案”（mBridge）探索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領域應用。該專案採用現代加密通信技術，有助於對資金實施監控和全面追蹤、有效避免駭客網路攻擊、防範交易資訊洩露風險。

第一，要抓住全球供應鏈重塑和國際貨幣金融變革的契機，緊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提高中國對世界經濟復蘇與發展的影響力和貢獻度。

第二，堅持以開放促合作，堅信“合作能夠發展，發展可以共贏”。踐行和平發展和多邊主義，團結一切有生力量，構建包容、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全球供應鏈合作網絡。

第三，努力提高中國金融體系對全球供應鏈的支持與保障力度，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增強供應鏈韌性和抗風險能力。不斷夯實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基礎，以國際貨幣金融變革促進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服務供給體系，以金融創新更好地服務科技創新；推動制定綠色金融、數字金融等全球標準，以高水準金融開放促進全球供應鏈互聯互通。

第五，運用區塊鏈、大數據技術定制化供應鏈風險管理方案，構建政企協同的供應鏈保險服務體系，更好地發揮風險管理對供應鏈穩定的保障作用。

第六，提高CIPS對全球供應鏈合作夥伴的服務質效，更好支持“一帶一路”、RCEP等重點區域的貿易投資活動。參與國際組織牽頭的跨境支付標準研製工作，積極提供安全、便捷、可相容的跨境支付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