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 | 金融開放新格局下的人民币彙率及國際化問題
張明 | 金融開放新格局下的人民币彙率及國際化問題
張明宏觀金融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國際金融市場受到明顯沖擊,呈現複雜而深刻的變化。人民币彙率整體出現升值,此輪人民币兌美元彙率爲何顯著升值?此後又将面臨怎樣的走勢?“彙改”已經推進多年,目前進展到了什麽程度?未來“彙改”何去何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推進金融雙向開放,穩慎推進人民币國際化。如何看待“穩慎”兩字?數字人民币能否顯著推動人民币國際化進程?爲此,我們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張明。
一、人民币彙率
1.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人民币兌美元彙率整體出現顯著升值的走勢,此輪升值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政府果斷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中國成爲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國家,與此同時,由于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利率紛紛走低,中外利差的顯著存在吸引了大量短期資本流入,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因此明顯上升。2020年全年,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升值了6.5%,呈現先抑後揚的走勢。從2020年年初到當年5月底,人民币兌美元彙率貶值了2.2%;從2020年6月至2020年年底,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升值了8.5%,這種在短期内顯著升值的态勢是較爲少見的。此輪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升值的原因,大概有四個:
一是新冠疫情對中美兩個經濟體的沖擊呈現不對稱性。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中國經濟受到疫情沖擊程度的峰值出現在2020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受疫情沖擊稍晚,在第二季度達到了峰值。在此情況下,中美兩國季度GDP同比增速的差距在第二季度突然加大,造成中美利差顯著擴大,吸引了足夠多的短期資本流入中國。以10年期國債收益率爲例,中美之間的利差去年一度達250個基點,而與此同時外國投資者持有中國債券的規模也出現了明顯增多,這推升了人民币彙率。
二是爲緩解新冠疫情沖擊,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實行了極爲寬松的貨币政策。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實行的罕見的量化寬松貨币政策,加劇了全球範圍内的流動性過剩。
三是近期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2019年,中國政府債券、政策性銀行債券已經被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摩根大通旗艦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中國A股相繼被納入富時羅素全球股票指數體系、标普道瓊斯新興市場全球基準指數,中國A股在MSCI全球指數中的權重也得以提高,這有助于增加來自國外的股票和債券投資規模。2019年9月,我國開始全面取消對QFII和RQFII投資額度的限制,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我國股票和債券市場無需再經事先審批,投資便利程度已經大幅提高。
四是美元指數自身在波動中下行成爲此輪人民币兌美元升值的重要原因。從2020年初到3月,美元指數一度達到103的高點,随後到2020年年底,美元指數下降到90左右。與此同時,人民币、歐元和日元兌美元彙率均呈現顯著升值,但人民币兌歐元貶值了2.7%,兌日元升值了1.3%,因此,此輪人民币兌美元升值的一個重要原因并非人民币太強勢,而是美元更弱勢。
從2021年年初到2月10日,人民币兌美元彙率的延續單邊升值趨勢,累計升值了1.3%,此後到3月31日,人民币兌美元彙率中間價從6.4391貶值到了6.5713,累計貶值了2.1%。總體來看,在2021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呈現先升後貶的走勢,累計貶值了近0.7%。盡管如此,人民币兌美元彙率仍在波動中盤整,目前仍沒有出現趨勢性的變化,預計此後還将延續雙邊波動的格局。
2.當前有哪些影響人民币兌美元彙率走勢的關鍵因素?人民币兌美元彙率接下來将面臨怎樣的走勢?
當前,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延續雙邊波動的格局,彙率的走勢仍面臨較大的不确定性。在2021年第一季度,強勢的美元指數成爲國際金融市場的關注焦點,成爲2021年2月起人民币兌美元彙率貶值的重要因素。從目前來看,有以下三個因素可能引起人民币兌美元彙率貶值:
一是中國央行傾向于采取更具中性的外彙和資本管制政策。在2015年“811”彙改後,市場對人民币貶值的預期變成現實,央行爲遏制住人民币過快貶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形成了“寬進嚴出”的資本管制格局。近期,央行迫于人民币升值的壓力,開始放松QDII額度的管理,暫停了“逆周期因子”的使用,并在大灣區啓動跨境财富管理新政策,等等。一系列舉措表明央行正在采取更具中性的外彙和資本管制政策。
二是如果接下來中國經濟複蘇的基本面不及預期,或系統性金融風險持續上升,央行仍有可能邊際放松貨币政策。在經濟增長方面,預計2021年出口增速将低于2020下半年,消費增速受城鄉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的影響将不會太快,房地産投資增速将持續受到調控政策的限制,基建投資的走向也受到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融資能力的限制。在風險方面,随着金融開放提速,更大規模的跨境資本流動與近期中國脆弱的國際收支結構很有可能相互強化,爲金融穩定蒙上陰影。
三是美元指數有可能繼續走強。2021年第一季度,受大規模财政刺激的影響,市場對美國通貨膨脹的預期持續旺盛,引起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進而帶動了美元指數持續走強。這一因素預計還會決定下一階段美元指數的走勢。另外,美元指數也受全球經濟政策不确定性的影響。考慮到中美關系不容樂觀、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因素,全球經濟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有可能進一步上升,進而使美元指數走強。
從目前來看,有以下因素可能推動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升值:
一是中美利差。受大規模接種疫苗的影響,美國經濟增長超過預期,按照IMF的預計,2021年美國經濟增速爲6.4%。盡管随着中美經濟增速差的縮小,中美利差也将從2020年的250個基點左右回落到100-120個基點上下,但即便如此,這一利差的存在在金融開放加速的背景下仍可能吸引跨境資金流入。
二是中國國際收支可能再次出現“雙順差”。具體而言,2021年中國可能面臨一個規模較小的經常賬戶順差以及一個規模較大的金融賬戶順差的組合。在此背景之下,人民币兌美元彙率以及人民币有效彙率依然有一定的升值空間。
我們預計2021年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可能圍繞6.3-6.8區間進行波動,中樞水平爲6.5-6.6左右。
3.人民币彙率市場化改革爲何至關重要?“彙改”目前進展到了什麽程度?
在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爲高水平開放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開放是高水平開放的重要一環,而人民币彙率市場化改革,也即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則是金融開放的一個重要維度。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的最終目标,就是實現雙向自由浮動,由市場來決定彙率走勢。
從理論上看,彙率的自由浮動至關重要。彙率既是國際金融市場上本币與外币的相對價格,又是本國貿易品與非貿易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個無法實現自由浮動的彙率形成機制意味着,市場彙率水平往往會與理論上的均衡彙率水平相背離,最終扭曲資源配置。經驗表明,缺乏彈性的彙率形成機制往往爲套利、套彙和資本外逃行爲提供了空間,威脅金融穩定。
迄今爲止,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已經走過近25年,可分爲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1994年中國通過彙率并軌改革,将官方彙率與調劑市場彙率合二爲一,形成了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彙率機制。此後,人民币彙率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緩慢升值之旅,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從1994年初到1998年1月累計升值了5%。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國内出現資本外逃,人民币貶值壓力大增,有鑒于此,中國開始實行事實上盯住美元的彙率制度。在此之後,中國國際收支開始出現“雙順差”,人民币又出現了顯著的升值壓力,中國央行爲穩定住彙率開始在外彙市場上進行幹預,然而最終外彙儲備進一步增加,“雙順差”和升值壓力也不斷加劇。在當時,實行盯住美元的彙率制度固然有效,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從1998年初到2005年6月基本維持到8.27-8.28的水平,但同時也可以看出,在相對固定的彙率制度下央行的行爲往往處于被動局面。
在第二階段,2005年7月,中國央行宣布實行以市場供求爲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币的、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這意味着人民币名義上不再以美元爲錨,開始從固定彙率制度向更具彈性的彙率制度邁進。此後,人民币開始步入長達近10年的持續升值階段。2014年3季度後,人民币彙率走勢出現了轉折,同時國際收支資本賬戶出現了逆差。2015年,市場上有關人民币兌美元彙率的貶值預期甚嚣塵上。
在第三階段,2015年8月11日,中國央行宣布進一步對人民币彙率中間價報價機制進行改革,定價的基準改爲前一日銀行間外彙市場收盤價,做市商據此報出彙率中間價。在一定程度上,“811”彙改引爆了市場對人民币的貶值預期,造成了顯著的資本外流,資本外流與彙率貶值形成惡性循環,進而引發國内外金融市場動蕩。2015年12月,人民币彙率中間價開始參考貨币籃子,“收盤價+籃子貨币”的定價機制逐漸形成,2017年初中國央行進一步擴大CFETS籃子中的貨币數量,參考籃子貨币的時間範圍也進一步縮短。
2017年5月,中國央行在人民币彙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中加入“逆周期因子”,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場上人民币彙率的貶值預期。随着2018年1月跨境資金流與外彙市場供求逐漸趨于穩定,“逆周期因子”調整至中性,當年8月由于美元指數走強,外彙市場的順周期情緒旺盛,人民币中間價報價行調整了“逆周期系數”加以應對。2020年10月30日,中國央行宣布暫停“逆周期因子”的使用。
4.如何看待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未來走向?
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的最終目标,就是實現雙向自由浮動,由市場來決定彙率走勢。我們認爲,有必要加快人民币彙率定價的市場化進程,讓市場在彙率形成中發揮決定作用,因爲維持彙率穩定的做法從以往來看是得不償失的。
例如,從2003到2013年間,中國國際收支出現了持續的“雙順差”格局,中國央行在此期間爲了避免人民币過快升值,開始在外彙市場上進行持續的公開市場操作,賣出人民币、買進美元,結果之一,就是造成了中國外彙儲備規模迅速膨脹,從數千億美元增長到4萬億美元的高位。然而外彙儲備并非越多越好,其一,中國外彙儲備的收益率遠遠低于中國海外負債的投資收益率,等于說中國一邊借錢給别的國家,一邊還要給人家付利息,完全是賠本買賣;其二,中國持有的外彙儲備越多,在本币相對于外币升值的情況下,外彙儲備價值縮水的風險就越大。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結果之二就是,央行因購入美元而釋放的人民币(外彙占款)越來越多,會加劇國内流動性過剩、推高通脹預期、推升資産價格,因此在當時央行采取了大規模的沖銷操作。一開始,央行通過發行央票進行沖銷,造成自身财務成本上升,爲了降低财務成本,央行轉而采用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此時商業銀行發現,本身可以用來放貸賺取更高收益的資金,現在不得不上繳給央行,獲得極低的存款準備金利息。最終,通過被政策壓低的存款利率,商業銀行進一步把沖銷成本轉嫁給了中國家庭。
再如,在2015年“811”彙改之後,市場對人民币的貶值預期被引爆,造成了顯著的資本外流,資本外流與彙率貶值形成惡性循環,進而引發國内外金融市場動蕩,中國央行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人民币兌美元彙率的貶值勢頭。在當時,中國央行通過在外彙市場上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币,耗費了近1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導緻中國外彙儲備又從4萬億美元縮水到3萬億美元左右,實在令人扼腕。與此同時,中國央行明顯收緊了資本管制政策,這确實抑制了跨境資本套利、套彙的行爲,但是也刺破了人民币國際化的“泡沫”。中國央行反複調整人民币兌美元的開盤價定價機制,縱然提高了央行對彙率的掌控,但卻背離了市場化改革的初衷。
又如,2017年5月之後,“逆周期因子”在人民币對美元彙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中發揮着明顯作用。一方面,它也許有助于暫時抑制人民币的貶值預期,但另一方面它的引入卻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民币彙率的定價規則,不利于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取向。
凡此種種都表明,應堅持讓市場更多地來決定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中國央行應減少幹預。
二、人民币國際化
5.人民币國際化已經進行多年,如何看待人民币國際化的曆程?
2006年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迅即蔓延至全球,釀成了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的深刻教訓之一就是,過度依賴美元是不可取的。從2009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多措并舉推動人民币國際化。在第一階段,從2010年至2015年間,中國采用舊“三位一體”策略推動人民币國際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人民币在跨境貿易與投資的結算中取得突破和進展。人民币在中國跨境貿易結算中實現從0到1的突破,在這一時期,人民币結算金額的比重上升到近1/3,在全球跨境結算中的地位也一路上升,排名從第35位提升到了第4位。
二是離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多點開花。香港是離岸人民币金融中心的“橋頭堡”,之後增加的離岸中心包括倫敦、新加坡、中國台灣、東京和澳大利亞等地。在香港離岸中心,中國政府一方面推動人民币債券、股權和基金類等投資理财産品的發行,另一方面大力構建了離岸人民币資金回流到内地的機制。
三是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簽署了一系列雙邊本币互換協議。迄今爲止,中國簽署雙邊本币互換協議的時間集中在2009年至2015年間。截止到2019年底,中國央行已經與39個國家或地區簽署了雙邊本币互換協議,互換規模超過了3.7萬億元人民币。
2016年10月,人民币被納入IMF特别提款權(SDR)貨币籃子,成爲人民币國際化的裏程碑事件。然而,在2016與2017年間,人民币國際化似乎遭遇了挫折,陷入了停頓。在此之後,中國央行采取了新“三位一體”策略來推動人民币國際化:
一是在石油交易中推出人民币計價的期貨合約。2018年3月26日正式上市的上海原油期貨合約,是中國國内首個原油期貨合約,也是全球首個人民币計價原油期貨,境外投資者可以直接參與交易。截至2021年3月25日,其單邊累計成交量已經達到11319.66萬手,累計成交金額近30萬億元,成爲僅次于WTI和Brent原油期貨的世界第三大原油期貨。
二是加快了國内金融市場開放力度。其一,在投資額度的開放上,近年來中國不斷放松外資參與國内金融市場的限制,于2019年9月全面取消了對QFII和RQFII額度的要求。其二,在機構股權比例開放上,中國通過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方式逐步放松,并于2020年6月取消了外資參與資本市場服務業、保險業的股比限制。其三,中國的股票與債券市場已經相繼被納入國際主流指數之中,滬深港交易所互聯互通機制也正不斷優化。
三是推動在“一帶一路”沿線增加人民币的真實需求及使用粘性。“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及産業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中國作爲其中關鍵的資金供給方,自然爲人民币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貿易和投資中發揮計價、結算貨币的功能創造了良好機遇。
與舊的策略相比,新的人民币國際化“三位一體”策略更注重培育人民币的計價貨币功能、海外真實需求,更注重爲國際投資者提供豐富的人民币計價資産。
6.人民币彙改、人民币國際化和資本賬戶開放,三者是什麽樣的關系?
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人民币國際化和資本賬戶開放,三者同屬于新發展格局下金融開放的範疇。
近年來随着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金融開放成爲熱點問題,其中有關中國政府是否應該加快資本賬戶開放成爲讨論的焦點之一,至今仍未形成共識。我認爲可以從四個維度來把握金融開放,分别是金融市場開放、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人民币國際化和資本賬戶全面開放。我們的研究認爲,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各個維度間存在一個優先次序,就三者而言,人民币彙率市場化改革應該在前,人民币國際化居中,資本賬戶全面開放是中國金融開放的最後一步。因爲對中國而言,資本賬戶管理是防範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最後一道“防火牆”,不能輕易拆除。
人民币國際化的實質就是人民币資本賬戶可兌換,也即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兩者可以看作一枚硬币的“兩面”。人民币國際化的最終目标是成爲可自由兌換的貨币,事實上,早在1996年人民币經常賬戶的可兌換已經實現了,人民币資本賬戶的可兌換稍顯滞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格外重視對潛在金融風險的管控,因此采取了漸進、審慎的資本賬戶開放方式。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央行加快了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IMF在報告中曾指出,在2017年人民币資本賬戶的40個子項目中,不可兌換的項目僅剩下兩大項,涉及非居民參與國内貨币市場和衍生工具的交易,其它項目都已經實現基本可兌換或部分可兌換。有報告測算後認爲,從2012年到2017年,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度提升了大約40%。
同樣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深刻意識到過度依賴美元是不可取的,于是從2009年起開始大力推動人民币國際化。從2009年到2015年上半年,跨境套利、套彙交易肆虐,這類交易通過人民币跨境貿易、投資結算渠道,實現了規避監管的目的,帶來了人民币國際化的短暫“泡沫”。在當時,國内利率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取得決定性進展,人民币彙率的形成機制也缺乏足夠的彈性,兩者無法有效緩沖由頻繁的跨境資本流動帶來的沖擊。從2015年“811”彙改至2016年年底,人民币兌美元彙率顯著貶值,與此同時,跨境套利、套彙交易空間迅速收窄、交易規模大幅下降,“泡沫”終于被刺破,2016到2017年間,人民币國際化進程陷入了停滞。
人民币國際化進程中的“挫折”帶給我們兩個重要啓示:
第一,人民币國際化應放在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後。迄今爲止,人民币彙率市場化改革已經經曆三個階段,形成了以收盤價爲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币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彙率機制。但是人民币彙率仍有待進一步走向自由浮動,其一,由于人民币彙率仍缺乏足夠的雙向彈性,本币彙率持續高估或低估不可避免地成爲常态,在資本賬戶開放之後,極有可能會出現跨境資本的大規模進出,進而爲投機性攻擊提供空間。其二,人民币存在離岸和在岸兩個明顯割裂的市場,由此形成兩個有差别的彙率定價,即便在當前跨境資本尚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跨境套利、套彙的活動依然得以大行其道,并随着彙差的逆轉而迅速改變套利方向,最終進一步加劇跨境資本的波動,威脅金融市場穩定。
第二,資本賬戶全面開放應放在人民币國際化取得決定性進展之後。無論是離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設,還是人民币的國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資本賬戶進一步放開的過程。因此,人民币國際化的實質就是人民币資本賬戶可兌換,兩者可以看作一枚硬币的“兩面”。然而,從開放策略的角度看,兩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存在優先次序,人民币國際化的實現并不必然對應資本賬戶的完全放開。經驗表明,無論是套利資金還是真實需求,都可以驅動貨币國際化進程,但是這兩種模式在可持續性上卻有顯著差别,由套利資金驅動的貨币國際化往往會遭遇挫折。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确提出,要穩慎推進人民币國際化。我認爲“穩慎”不僅是對人民币國際化的要求,更是對資本賬戶開放的要求。在人民币國際化取得決定性進展前,短期資本的持續大規模流入流出将對金融穩定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不能輕易放棄資本賬戶管理。
7.目前,數字貨币的發展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如何看待數字貨币的發展前景?中國央行數字貨币的推出能否顯著推動人民币國際化進程?
目前,有三種數字貨币最具有代表性:
第一種是以比特币爲代表的加密數字貨币。這種數字貨币是由私人部門創造出來的,在币值上不和現存的任何主權貨币挂鈎,一般總量是固定的。比特币以令人驚豔的創新性成爲市場持續關注的熱點。但由于比特币缺少政府信用作背書,不以經濟增長爲依據,而且總量無法增加,因此它并不能看作是一種真實的貨币形态。比特币的持有者之所以争相持有,不是爲了交易,而是坐等比特币升值,從這個意義上看,比特币是一種金融資産。
第二種是以Libra爲代表的穩定币。之所以被稱爲穩定币,是因爲這種數字貨币的币值和一攬子貨币挂鈎,能夠保持相對穩定。正因爲Libra币值挂鈎多個貨币,理論上一旦它能夠得以廣泛使用,将對現有國際貨币體系及秩序造成沖擊。但正因爲它和比特币一樣是由私人部門創設的,沒有政府的信用背書,包括美國在内的多國政府紛紛對這一穩定币形态存有戒心,擔心它會威脅到貨币主權。因此迄今爲止Libra依然隻停留在倡議階段。
第三種是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币(CBDC)。中國央行推出的數字人民币(eCNY)是一個典型,它的創新性相比于比特币和穩定币較少,但卻是主權貨币,能夠和傳統人民币一比一挂鈎,因此可以部分取代替代M0的功能。目前數字人民币正在國内如火如荼進行測試和推廣,市場與業界對數字人民币充滿期待,有的認爲它能夠解決傳統金融體系解決不了的問題,有的認爲它可以有效推動人民币國際化。但從貨币形态上來看,數字人民币目前隻是取代了部分M0,它對中國金融體系、對現有國際貨币體系在邊際上的改變恐怕并不會很顯著。
在未來,全球範圍内不同形态的數字貨币有可能呈現出相互競争的格局。在這個格局下,比特币、Libra、CBDC等不同性質的數字貨币百花齊放,CBDC也将劃分爲不同類型、不同貨币層次。然而,就國際儲備體系而言,長期内少數貨币仍将是主角。展望未來,除了美元、歐元、人民币等主權或國别貨币,SDR、eSDR、Libra等依托國家政府信用建立起來的貨币形态也有望成爲國際儲備貨币。進而,數量有限的貨币将在國際貨币體系中展開激烈競争。
對于央行數字貨币的短期作用,目前市場上的估計可能過于樂觀了,而我對央行數字貨币的長期發展前景是樂觀的。對于數字人民币,未來有四個問題至關重要,需要認真考慮:
第一,數字人民币涵蓋的貨币層次是否會超越M0?第二,央行數字貨币目前是零息資産,未來能否有突破并成爲一種付息資産?第三,未來是否會出現由中國央行主導或管理的更統一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第四,在跨境流動和離岸市場的使用中,中國央行對數字人民币和傳統人民币會否執行不同的政策?
關于數字人民币是否能顯著推動人民币國際化進程,我認爲不應有過高期待。數字貨币可以提高跨境支付便利度,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但跨境支付便利度并非一個國家貨币國際化程度的決定性指标。
從貨币國際化的國際經驗來看,決定一種貨币能否成長爲國際貨币的因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貨币發行國金融發展的程度,包括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與流動性狀況等;第二個是曆史上形成的該貨币的網絡正外部性及其使用上的路徑依賴;第三個是貨币發行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在全球範圍中的地位。這是美元取得長期霸權的主要原因。試想,如果在當前美聯儲成功推出數字美元,并将其推廣至全球範圍内,那麽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無疑會進一步固化。原因很簡單,美國已經有了成熟的金融市場,美元具備了網絡正外部性,美國的經濟實力仍然排在第一。此時如果數字美元的推出能進一步提高美元的跨境支付便利度,那麽對美元全球儲備貨币地位的鞏固來說,簡直“如虎添翼”。
有觀點認爲,美國可能撿起經濟制裁的武器甚至威脅切斷SWIFT系統,而數字人民币的推出有望建立獨立的跨境支付清算體系,降低中國對SWIFT的路徑依賴。我認爲這一觀點也過于樂觀,因爲非居民的接受意願才是國際支付清算系統得以建立的關鍵。在根本上決定中國能否建立一個新的跨境支付清算網絡的,是中國的實體經濟競争力和金融市場成熟度,如果實現了這兩點,非居民的接受意願自然會随之大幅提高。
8.當前如何看待人民币國際化未來的發展前景?
從全球儲備、結算、交易貨币的角度看,人民币所占的份額不僅均遠低于美元、歐元,甚至與日元、英鎊也有不小差距。展望未來,人民币國際化依舊長路漫漫。
目前,中國已經步入新發展階段,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提出了打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判斷。這是一套以我爲主、以内促外的發展策略,在全球化重構、中美沖突将會長期化持續化的背景下意義重大。因此,新的人民币國際化策略亟需以打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爲契機進一步做實做細。具體而言,我認爲:
首先,要大力拓展人民币作爲計價、結算貨币的功能。尤其在大宗商品貿易方面,應充分利用中國作爲全球第一大原油進口國、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第一大天然氣進口國等市場地位,推動大宗商品貿易使用人民币進行計價、結算,推出相應的期貨、衍生品工具,在關鍵品種上争取國際定價權。還應鼓勵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使用人民币進行計價與結算,允許東道國居民和企業使用人民币購買商品和投資,争取形成人民币真實需求回流機制。
其次,應着力在RCEP和“一帶一路”沿線培育對人民币的真實需求,增加人民币的需求粘性。在RCEP簽署之後,協定區域内國家與中國的經貿聯系将更加緊密,另外随着“一帶一路”建設落到實處,一旦人民币與美元進一步脫鈎,這些區域國家很有可能會增加人民币在其貨币籃子中的權重,進而會自發産生對人民币計價資産的需求。與此同時應鞏固與東亞國家之間的雙邊本币互換協議,必要時可推動亞洲區域外彙儲備庫建設,以區域貨币合作爲突破口推動人民币國際化。
再次,應拓展國内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爲國際投資者提供豐富的人民币計價資産。例如可推動“熊貓債”市場做大做強,鼓勵RCEP區域内的政府與企業到中國内地發行以人民币計價、交易和結算的債券,探索允許其直接将募集的人民币資金調出境外使用的機制,進而實現内地債券市場與香港“點心債”市場的聯動。如果人民币成爲主要的境外主體的發債貨币,則意味着人民币從貿易型貨币轉向了金融型國際貨币。
最後,在推動人民币國際化過程中,中國政府仍應保持适當的資本管制。隻有在中國經濟保持高質量發展、金融市場不斷得以深化、能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前提下,人民币才可能最終實現國際化,成爲全球性貨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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