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依托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达成首单国际原油跨境人民币交易入选由中国银行研究院、金融时报社联合评出的2023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获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钟红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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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首单交易落地谱写未来跨境支付新篇章事件2023年10月19日，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依托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达成首单国际原油跨境人民币交易，并采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具有里程碑意义。数字人民币在油气贸易领域跨境结算的首次突破，丰富了全球跨境贸易支付手段，谱写了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新篇章。2023年以来，我国油气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取得实质性进展，陆续实现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国际液化天然气对境外销售交易和首单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虽然我国油气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发展迅速，但总体规模仍然较小，主要面临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我国油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油气贸易话语权相对较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国。过度依赖进口导致我国受供应国的影响较大，企业在油气贸易结算货币选择方面处于弱势。二是跨境人民币环流受阻，境外主体在油气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动机不足。一方面，缺乏境外人民币计价资产，人民币境外持有者投资或保值增值的渠道较为匮乏，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尚需完善；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开放，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有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境外主体采用人民币结算的动机，制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数字人民币在油气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为我国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带来新契机。一是丰富全球跨境贸易支付手段，提高便利性，增强人民币使用动机。数字人民币快速发展，不仅丰富了全球跨境贸易支付手段，促进国际贸易畅通，还推动境外主体在贸易结算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增强人民币使用动机。二是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强我国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多国积极推动数字货币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最快的一方更容易取得先发优势。某个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被大量使用，将带来更多的国际货币使用份额，提升该货币国际地位。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探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截至2023年6月末，数字人民币交易额达1.8万亿元，流通数字人民币已达165亿元。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完成，提升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任度，增强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助于推动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三是创新引领金融科技发展，加速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数字人民币具备去中心化、安全可追溯的特点，这对于提高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具有积极意义。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代表性发展成果，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开辟全球货币竞争与合作新局面，为我国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带来契机。我国应积极把握数字化变革机遇，推动数字人民币生态建设。以经贸合作为基石，推动数字人民币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融合发展，着重发展中国同油气贸易伙伴国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2023年全球经济是在“困”与“韧”之间艰难复苏的一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不同地区分化扩大。地缘政治博弈升级，全球产业链“去风险化”加速，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呈现“紧平衡”特征，强美元周期延续。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国国债收益率”再掀波澜，全球债市“风暴”再度上演，金融脆弱性攀升。当前，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政经格局加速演进，经济蹒跚向前缺乏动能，全球迫切需要破解经济增长之困，探寻更具韧性的前行发展之道。央行量化紧缩引发风险外溢效应。美联储2019年量化紧缩导致借贷成本急剧攀升，美股大跌，市场陷入“缩减恐慌”。欧美央行随后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政策，由此也成为发达经济体陷入通胀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抑制高通胀，欧美央行2022年开启快速的紧缩进程。截至2023年12月底，欧洲央行连续10次加息，美联储连续11次加息，欧美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货币政策“量”“价”收紧，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风险增大，跨境资本流向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国债市场波动触发“蝴蝶效应”。美国再次提高债务上限，国债发行节奏加快，导致美债供需失衡。一方面，美国国债超额供给引发抛售狂潮，价格大幅下挫使机构投资者出现浮亏，触发风险链条；另一方面，美国国债市场主要交易商资产负债表显著缩水，应对市场美元流动性需求的能力受到挑战。美国债券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全球金融市场具有高度关联性，其价格震荡引发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等资产的再估值与重定价浪潮。外币依赖加重新兴经济体外债风险。历史上，美元走强周期往往是新兴经济体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当前新兴经济体难以完全摆脱“原罪”论，新兴经济体债务外币化，高度依赖美元融资，美元周期调整引发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在强美元汇率、高美元利率周期中，新兴经济体存量债务负担加重，借新还旧的成本增加，债务违约风险上升。雪上加霜的是，在美国货币政策紧缩过程中，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逐渐凸显，大量资本流入美国，部分脆弱性新兴经济体因此陷入国际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双重压力，再次陷入“融资更难、还债更贵”的困境，政府债务偿付能力进一步削弱。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将在多重风险挑战中曲折前行。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加深，世界贸易结构重构，全球供应链脱钩与“短链化”趋势明显，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缺口仍在扩大。通胀压力有所缓解，欧美央行利率下行拐点来临，政府财政负担高企。IMF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9%。当前，各国亟待携手共进，深化合作，挖掘增长潜力，助力经济复苏，完善风险抵御框架，构建债务管理机制，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一，携手塑造全球复苏新动能，开辟发展新领域。为推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再全球化”进程，搭建更加安全、包容的经济发展路径。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快“机器换人”“机器替人”技术联合创新研发，推动制造业及新兴领域探索开展机器人应用。各国应秉持长期主义，加大对未来关键领域的投资，夯实数据要素、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化发展鸿沟，挖掘经济复苏新增长极。第二，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深刻调整期，金融跨市场风险提升。各国应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提高发展韧性，维护金融稳定。立足全球经济共同利益诉求，协同应对内外部冲击、周期波动，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各国政策应适度适时，通力创新跨周期政策设计，构建经济分析监测、预警与评估指标体系，倡议评估政策负向外溢效应。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构建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架构，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第三，深化债务治理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以“发展视角”有序解决全球债务问题。当前，全球负债率创新高，债务困境加深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风险点。各国应理性看待债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债务问题要靠发展解决，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实现经济自主可持续发展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王道。各国应完善全过程债务管理和监督制度建设，提高举债透明度，落实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发达经济体应严肃财政纪律，筑牢财政缓冲，控制赤字支出规模，评估债务违约风险阈值效应，研判传染路径。新兴经济体应加大财政整顿力度，合理安排债务计划，持续发挥经济增长“自动稳定器”效应。国际社会合作制定债务重组和减免方案，多边开发银行牵头削减债务磋商机制，减轻债务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第四，助推绿色低碳转型变革提速，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绿色低碳发展是世界发展潮流，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各国应凝聚绿色转型发展共识，协同研发绿色能源和低碳技术，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新模式。一方面，挖掘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市场定价功能，搭建全球碳交易市场，构筑转型金融政策框架；另一方面，完善全球气候风险预警机制，加强气候变化数据库建设，携手构建气象灾害定量化、动态化预测平台，搭建纳入气候因素的金融管理框架。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是维护多边贸易的倡导者与引领者，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十周年来，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合作文件，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中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行者，加速推进前沿科技顶层设计、战略布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丰富技术应用创新场景。中国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干者，坚定“双碳”目标，绿色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搭建绿色发展国际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扩大全球绿色版图，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中国绿”。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复苏航程充满挑战。我们坚信，世界各国和衷共济，勇毅前行，推动合作发展，倡导互利共赢，世界经济之舟将顶风逆流，迈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美好未来。1、全球债务总额不断攀升政府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新考验事件近年来，全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三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超307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日渐突出：2023年以来全球新增的约10万亿美元债务中，60%以上来自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利率维持高位、流动性持续收紧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削弱，新兴经济体偿债压力不断加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先后出现过4轮债务危机。在上个世纪，危机主体多为发展中经济体。本世纪以来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发达经济体成为负债主体。但是，由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债务对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影响要小于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美国虽有大量债务，但在低利率和充足流动性的支撑下，其债务负担较小，可持续性较强。然而，2021年之后，债务的诱因发生了较大变化，多重因素推动全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一是疫情、通胀等导致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加大医疗与社会福利等领域支出，实施刺激政策推动疫后经济恢复。俄乌冲突发生后，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欧洲主要经济体针对企业和家庭进行能源补贴，成为财政支出骤增的主因。二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政府财政收入。2022年以来，全球经济疲软，GDP增速连续两年下滑，IMF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受全球企业利润下滑、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影响，政府税收收入可能继续下滑，进一步削弱其偿债能力。三是主要经济体央行加息抬高利率中枢，加大债务利息偿付压力。历史上，发达经济体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小，但随着过去两年发达经济体快速加息，其金融资产急剧贬值，引发全面的资产负债表失衡。美国财政部测算显示，2023财年美国政府支出的净利息成本达6590亿美元，较2022财年增加1840亿美元，占GDP规模的2.5%。发达经济体高债务引发财政问题。一是国内体制机制运转受阻。2023年以来，美国相继出现债务触及上限、联邦政府资金不足等财政危机，引发市场对债务违约、政府停摆等问题的担忧，因此，惠誉和穆迪都在年内相继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或评级展望。二是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挤压。尤其是英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处于缓慢复苏阶段，需要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但在主权债务压力下，减税、增加财政支出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均难以实施。预计到2024年下半年，随着主要经济体逐步放宽货币政策，付息成本将有所下降。部分发达经济体将适度收紧财政政策，主权债务可望回归长期可持续水平。发展中经济体偿债压力增大。近年来，为了抑制通胀，全球利率中枢上行、美元流动性收紧，加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负担。世界银行发布的《国际债务报告》显示，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偿债支出同比增长5%，严重挤占教育、医疗、环境等民生领域资金，并且高债务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选择也越来越少。斯里兰卡、加纳等发展中经济体已于2022年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巴基斯坦、阿根廷、埃及等新兴经济体也面临较大债务压力。未来，债务问题将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正常发展的一大障碍。国际社会应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一方面，降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外溢风险；另一方面，国际机构和主要债权国应采取债务重组、有限减免和豁免等手段，帮助发展中经济体摆脱债务困扰。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带领全球经济回到稳定持续增长轨道。2、硅谷银行破产引爆欧美银行业危机金融风险外溢效应蔓延事件2023年3月以来，硅谷银行、瑞士信贷以及多家美国中小银行破产倒闭，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市场悲观情绪蔓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美国部分中小银行信用评级，并下调部分美国大型银行前景展望至负面。欧美监管机构出台多项举措以稳定市场信心，暂时避免了危机的持续恶化，但一些中小银行风险仍值得关注。本轮欧美银行业危机与欧美发达经济体过山车式的货币政策调整不无关系。2022年3月，为应对高通胀，欧美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快速实施紧缩性措施。部分欧美银行期限错配风险加速暴露，引发存款挤兑等风险事件甚至破产倒闭。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硅谷银行负债端积累了大量科创企业低息存款。同时，面对资金净头寸的大幅提升，多余存款资金被配置到久期较长的债券产品，以提升投资收益。随着美联储快速加息，资产端投资组合面临账面浮亏压力，最终引发挤兑风潮，酿成倒闭事件。瑞士信贷自疫情发生以来主要业务深陷经营困境，资产负债结构失衡，在欧美加息中加剧风险暴露。硅谷银行破产这一“黑天鹅”事件导致市场信心严重不足，加大了瑞士信贷在市场波动中的脆弱性，最终陷入危机，被瑞银集团收购。此外，签名银行和银门银行对加密货币客户依赖度较高，第一共和银行资产负债错配严重，均间接受到美联储加息影响，破产倒闭。目前，欧美银行业危机走势仍不明朗。一是部分欧美银行暴露于风险之中。据统计，美国超过180家中小银行仍暴露于此次危机之中，若欧美基准利率水平维持高位，市场信心难以恢复，部分银行存在倒闭可能。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美国银行业总资产共计23.41万亿美元，同比下降约1%，持有投资证券的未实现亏损增加至6839亿美元。二是监管要求放松，部分中小银行经营模式激进，导致风险增加。2018年美国政府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案》，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产认定标准从500亿美元提高到2500亿美元，放宽了对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和现金储备要求，资产规模小于100亿美元的银行甚至免于适用沃尔克规则，很多中小银行采取了更为冒险的经营模式。三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不断放大负面消息的冲击效果。银行负面消息快速传播，不断推升储户避险情绪，银行存款快速流失。2022年二季度到2023年三季度期间，美国银行业存款流失（中小银行更甚）规模共计13787亿美元，虽然近期存款流失速度有所下降，但依然需要持续关注。四是商业地产困境给银行带来风险挑战。自美联储加息周期启动以来，美国商业地产行业的基本面恶化。约7280亿美元的商业地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16%）在2023年到期，高利率水平导致地产企业的再融资条件恶化，违约风险处于上行通道，中小银行是美国商业地产商的主要融资方，由此会进一步增加中小银行经营风险。此次危机也带来诸多银行业经营的教训。一是持续跟踪欧美货币政策走向可能带来的各种金融冲击，做好对相关利率、汇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管控工作。二是坚持均衡发展的业务模式，避免客户基础单一，要不断评估各种经营模式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可行性，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树立资产负债平衡发展意识，做好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等风险管控。事件2023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延续收紧态势，但加息步伐有所放缓，暂停加息成为主流。美联储年内加息4次共100个基点，4次暂停加息，并在12月暗示加息周期已经结束；欧洲央行前三个季度连续加息6次后，于10月宣布暂停加息。全球货币政策迎来拐点，政策利率变动致使各国金融市场定价出现大幅调整，国际资本流动呈现新特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艰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增速偏低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始终未能走出“长期性停滞”格局。虽然全球经济增速在2021年一度实现反弹，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疫情影响。劳动生产率与经济结构受损，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等挑战纷至沓来，经济增长轨迹整体下移。预计2024年全球GDP增速将下滑到2.7%至2.9%，随后全球经济仍将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另一方面，低通胀一去不复返，全球步入中高通胀时代。受主要经济体集体陡峭加息影响，2023年全球通胀水平显著回落，但仍处于7%左右的高位。全球通胀缘于一系列周期性、结构性因素。地缘政治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国际能源和粮食市场割裂。人口老龄化、疫情及各国宏观应对政策显著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工资水平，致使通胀黏性大幅增强。全球物价水平无法回归前期低位，中高通胀有望成为新常态。全球经济发展态势与通胀趋势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基调，主要经济体面临松紧转换的艰难选择。展望2024年，全球货币政策将在诸多挑战中艰难转向。预计美国2024年将停止加息，随后小幅缓慢降息，基准利率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欧洲经济下行风险更为突出，未来降息幅度可能更大。国际资本流动对全球货币政策调整极为敏感。随着货币政策转向，在利差与资产负债表调整下，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是受去全球化、流动性收缩、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总量下降，跨境资产与负债存量出现萎缩。二是货币政策总体趋紧，推动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结构再平衡。次贷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经历多轮量化宽松，证券投资等短期资金放量增长，直接投资在跨境资金流动中占比一度被压缩至5.5%。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货币政策难以大幅宽松，在流动性紧平衡背景下，直接投资占比将显著回升，证券投资占比将显著下降，其他投资占比也有望回升。三是随着主要经济体停止加息甚至转向降息，国际资本有望重新回流新兴市场。预计在2024年，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国债及其他债券的持有意愿下降，资金流入美国的趋势将有所放缓。在经济衰退与降息预期下，欧洲将会继续面临资本净流出压力。国际资本特别是短期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的节奏有望提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在“中高通胀、中低增长”下陷入进退两难，其转向节奏与分化程度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向，加大资金波动，催化期限错配与债务违约风险，加剧金融市场脆弱性。对此，各国应完善国际金融安全网建设，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能力，多措并举支持本国经济平稳恢复。新兴市场国家要着力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与风险应对能力，防范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4、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国际金融市场重新定价步伐加快事件2023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缩表、美国国债供给大幅增加、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下降等因素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2023年初的3.8%一度飙升至5%，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扰动因素，引发金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2023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是由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美联储加息缩表抑制美债需求。2023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共抬升100个基点，政策利率提高推动国债收益率上行。自2022年6月起，美联储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每月按计划减持美国国债。截至2023年11月末，美联储共持有美国国债48432亿美元，规模较2022年末下降12.0%。二是美国国债供给大幅增加。2023年6月，美国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解决方案，随后美国财政部加大国债发行力度。截至2023年11月末，美国可交易国债规模达262525亿美元，较2022年底增加21460亿美元，增幅达8.9%。三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下降推高国债风险溢价。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加大财政支出力度，财政赤字明显扩大。2020年至2022年，美国财政赤字/GDP分别为14.9%、12.4%和5.5%，2023年该比例将保持在6%左右。国际评级机构先后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或评级展望，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风险溢价抬升。2023年11月以来，受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等因素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回调。美国国债是国际投资者进行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之一，收益率飙升加剧国债价格下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美国银行业持有投资证券的未实现亏损增加至683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亏损缘于美债收益率上涨造成的价格下跌效应。2023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由于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浮亏过大而爆发挤兑危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推高了金融市场中长期利率定价基准，与之密切相关的利率敏感性资产，例如，公司债、住房按揭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居民住宅和商业地产等也面临较大的价格下跌压力，风险外溢影响显著提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提高增加了无风险资产吸引力，引发投资者调整资产组合配置。股票、债券市场的“跷跷板”效应进一步强化，跨境资金延续回流美国态势，增持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存款成为主要配置策略。另外，美国国债是市场主体拆借的重要增信抵押品，国债收益率飙升会降低抵押品价值，间接产生去杠杆和流动性紧缩效应。美债收益率抬升带动欧元区、英国及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联动上涨、利率中枢上移，引发全球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调整。随着全球基准利率改革基本完成，美元定价权由离岸市场回归在岸市场，由银行间拆借市场回归抵押证券（主要为国债）回购市场。美国国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定价基准效应得到强化。2024年，随着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延续高位震荡走势。各国应高度关注美债收益率波动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重定价效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5、日本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调整超宽松货币政策或将退出事件在通胀走高、经济超预期增长以及债券市场部分功能失灵的影响下，2023年，日本央行两次调整国债收益率曲线管理（YCC）政策。7月，保持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波动区间在±0.5%不变，上调连续固定利率无限量购债操作的指定收益率水平至1%；10月，将1%的收益率设置为参考上限，并取消无限量购债操作的绝对上限利率水平。点评人：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2023年，日本央行两次调整YCC政策。目前，日本央行已取消无限量购买10年期日本国债的绝对上限利率水平，仅将1%设置为参考上限。这意味着日本严格执行多年的YCC政策出现明显松动，当10年期国债利率水平超过1%时，日本央行的政策工具更具灵活性。金融政策操作空间受限、通胀持续走高以及实际工资下降，是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主因。一方面，此前日本长期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严格限制YCC政策操作利率区间，频繁购买10年期国债，影响到国债市场的正常定价以及流动性，10年期国债和非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扭曲，市场流动性下降。采取更为灵活的利率波动上限，有助于修复国债市场功能，并提高日本央行应对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的机动性。另一方面，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而薪资涨幅不及物价涨幅，是日本收紧货币政策的重要原因。日本经济活动高度依赖进口，在疫情、俄乌冲突等影响下，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最终引发通胀。截至2023年10月，日本CPI已连续19个月高于2%，最高曾达4.3%，人均实际工资连续19个月同比负增长。实际工资下降削弱家庭购买力，致使经济增长缺乏内需驱动。2023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私人消费对日本实际GDP环比增长拉动率均为负值。“薪资—物价”通胀前景是决定日本能否真正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关键。长期处于通缩状态的日本，需要刺激内需，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近年来，工资增速长期低于物价增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已得到日本各界高度重视，将推动2024年日本春季劳资谈判继续涨薪。届时，日本若能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将通胀稳定在目标水平，进一步有助于带动私人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目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已临近尾声，倘若日本结束负利率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元贬值压力。但日本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2023年三季度GDP环比折年率降至-2.9%。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以及消费需求不强等结构性问题仍旧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贸然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利率中枢上升，有可能引发债券价格大幅波动，致使利率衍生品亏损，可能引发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日本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相当规模的保险和养老金产品的投资收益均将受到影响。同时，日本的海外资产规模全球第一，日元也是全球主要套息货币之一。日债利率上升会增加日元资产吸引力，促使海外资金加速回归本土。6、国际金价攀升至历史新高全球央行外汇储备安全性受关注事件2023年12月4日，COMEX黄金期货价格最高升至2150美元/每盎司，现货金价涨至2146.87美元/每盎司，均创历史新高，突破了2020年8月疫情期间的历史纪录。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多国央行纷纷增持黄金储备。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2023年前三个季度，全球央行累计已购买黄金800吨，同比增长14%，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2023年，国际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主要受避险情绪上升、黄金需求增加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影响。一是黄金投资与避险需求旺盛。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升级背景下，投资者对持有黄金有较强的热情，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的配置价值凸显。二是美元贬值助推金价上涨。目前，多家国际机构预测，2024年美联储将启动降息，这一预期导致美元指数呈回落态势，进而增强了黄金的吸引力。三是全球央行持续囤金成为“催化剂”。2023年前三季度，全球央行“购金热”持续升温，使得全球央行黄金持有量同比增长约14%，带动黄金需求增长，推动国际金价连连攀升。央行大规模囤金和金价上涨的背后，是各经济体对外汇储备安全性、稳定性的重视。黄金储备资产不受通胀、债务关系、信用风险或政治干预的影响，增持黄金可提升央行储备资产管理和风险分散能力。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通过提升黄金在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可以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降低储备资产受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等影响，维护储备资产安全与价值稳定。相较发达国家，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偏低，储备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化配置仍有较大空间。截至2023年11月，中国央行已累计增持黄金894万盎司，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升至4.31%，但仍远低于全球14%左右的平均水平。而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的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均高达60%至70%左右。多国加快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步伐，积极探索“去美元化”。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风险较大，因此推动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包括减持美债、增持黄金或非美元储备资产等。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9月美国前三大外债持有者——日本、中国和英国均减持美债，分别减持285亿美元、273亿美元和292亿美元。未来一段时间，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和全球“去美元化”的背景下，各经济体增持黄金储备的需求仍将增长。7、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违约全球商业房地产风险引关注事件黑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机构。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是黑石集团的主打产品之一。2022年10月以来，受美联储货币政策趋紧、美国商业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因素影响，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面临投资者的赎回压力激增。2023年1至4月，投资者累计申赎额达182亿美元，仅47亿美元得到兑付。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暴雷逐步演化为兑付危机，引发市场广泛关注。2017年，黑石集团在房地产板块设立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该信托采取“伞型”有限合伙架构，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和中产阶级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与一般房地产投资信托主要采取“封闭式”资金管理模式不同，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针对投资者设计了“半开放”赎回机制，投资者可申请赎回，但赎回和收益分派均不具有强制性。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金来源主要以债务驱动，聚焦美国境内能够产生稳定租金收入的房地产资产。2017年至2022年，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管理资产规模由46.3亿美元增至1447亿美元，发展成为黑石旗下规模最大的投资平台。2023年3月，黑石价值5.62亿美元的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生违约，恐慌情绪蔓延。为化解兑付危机，黑石集团通过折价出售优质资产、定向折价增发份额等方式予以应对。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发生兑付危机的根源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急剧收缩，美国商业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产主要集中在商业地产领域，对资金成本变化较为敏感。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使美国住房租赁市场深度调整，是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发生兑付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是杠杆率不断提高，负债成本持续攀升。2020年至2022年间，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负债规模由218亿美元增至923亿美元，资产负债率由58.9%增至64.4%。在低利率环境下，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吸纳了大量浮动利率负债，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成本急剧抬升，对估值产生负面影响。三是采用“半开放”赎回机制，净值估算存在漏洞。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资产构成以商业地产为主，往往会采用封闭式资金运作模式，且投资者准入门槛较高。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采用允许投资者赎回的“半开放”设计，投资者准入门槛偏低。同时，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估值方法不透明，需要对贴现率、资本退出率等核心指标进行假设。与基于二级市场价格的净值形成方式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无法及时反映市场变化。2022年下半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经历大幅调整阶段，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净值明显高估，加剧了投资者兑付变现压力。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暴雷违约增加了美国商业地产市场下行压力，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按揭住房抵押证券等房地产金融产品受到波及，价格大幅下挫。黑石房地产投资信托兑付危机是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商业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风险外溢的典型案例。当前，在全球流动性趋紧背景下，应加强风险监测，优化金融产品设计，加强杠杆率和流动性监管，夯实投资者保护，促进全球商业地产行业平稳运行。8、ChatGPT火爆出圈人工智能引领数智金融发展提速事件自2022年11月30日OpenAI公布全新对话式AI模型ChatGPT以来，生成式AI技术引发各界广泛关注。2023年，高盛、摩根大通、花旗等国际金融机构均加速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以提升业务效率和客户体验。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也在加速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不断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推动数智金融发展提速。ChatGPT标志着AI技术取得了突破式进展，也意味着AI技术应用于人类生产、生活场景的潜力大幅提升。由于生成式AI的功能与金融行业的特性和需求相契合，其在金融行业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首先，金融行业属于信息密集型行业，涉及大量数据分析和处理工作，生成式AI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准确、更高效的决策支持。其次，客户体验和服务质量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生成式AI可以实现智能客服、智能投顾等功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便捷的金融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和服务质量。再次，对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投资组合进行管理，涉及多维度、多指标的评估和优化。生成式AI可以对各种投资组合进行模拟和优化，为投资者提供更个性化、更科学的投资方案。最后，风险评估和管理是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成式AI可以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市场动态、信用历史、财务状况等进行全面分析，提高风险识别和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如能得到有效应用，生成式AI将推动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变革，提高业务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服务质量和提高客户满意度。尽管市场与机构纷纷看好生成式AI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前景，但其大范围落地仍存在较大挑战。一是AI生成内容的可靠性存疑，与金融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存在矛盾。在涉及复杂金融知识的专业领域，AI生成内容通常是不准确的，甚至具有欺骗性，需要依赖经验丰富的专家进行审核和调试。如果由AI独立对客户提供投资顾问等服务，可能造成投资损失，侵害客户权益。二是为改善模型效果，AI大模型需要使用海量数据进行预训练，与金融数据的非标性、隐私性存在矛盾。各家金融机构的统计口径和数据存储标准并不统一，数据资源也并不互通。当前，对于大模型的开发多为私有化部署、独立训练，造成了算力浪费、数据库重复建设和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研发进程。三是监管立法进展相对缓慢，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速度之间存在矛盾，成为用户接受AI大模型的阻力。生成式AI是未来最具经济潜力的新兴领域之一。当前，各国在AI领域的竞争空前激烈。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AI指数，中国AI创新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梯队，但与美国仍存差距。未来，中国应平衡好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既要防范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风险，也应避免监管过严错失发展机遇。特别是应巩固提升我国在AI领域的优势地位，抢抓机遇，在加快推进立法、保障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开展“金融+AI”生态共建，鼓励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大模型服务商共创、共建、共治，增强数据可信、可用、可追溯水平，为数智金融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促进AI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9、欧盟启动全球首个碳关税机制国际气候治理框架面临诸多挑战事件2023年5月6日，欧盟正式公布《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令，对进口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铝和化学制品（氢气）隐含的碳排放量征收碳边境调节关税。这是全球首个“碳关税”机制。2023年10月1日，该法案试运行。2025年12月31日前，受其影响的第三国可与欧盟就CBAM的具体细则和履约方式进行对话、谈判。点评人：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欧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倡导者和低碳发展的先行者。“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碳关税（CBAM）”是其绿色政策的重要内容。2005年，欧盟成立欧洲气候交易所并建立“EUETS”体系，针对能源和工业等产业制定碳排放配额，并允许企业之间根据市场供求原则交易配额。为避免成本上升导致相关企业转移至碳减排措施相对宽松的地区，欧盟对相关企业给予大量免费配额，也使得欧盟碳排放市场面临免费配额“超发”的困境。2022年，欧盟大规模减少“EUETS”免费配额并提高其整体减排目标，导致进口高碳产品挤占欧盟低碳产品的市场份额，即“碳泄露”。为修正“EUETS”体系的问题，CBAM机制应运而生。作为全球首个“碳关税”，该机制有利于促进欧盟能源独立，增强其相关产业的绿色竞争力，推动全球低碳转型。CBAM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国际多边气候治理框架。一是碳排放核算较为困难。由于不同国家间核算标准及数据基础不一致，许多国家既没有能力也缺乏资金和技术，较难建立与欧盟水平相当的核算体系，无法保障与欧盟碳核查要求相符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二是存在重复征税问题。部分国家已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物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汽油等高碳产品征收消费税，但已征税部分无法与CBAM兼容并得到相应的抵扣。三是各方利益仍存在较大分歧。欧盟各成员国能源转型进度不一，对天然气、核电投资分类及如何实现减排目标存在较大分歧，美、欧之间也存在立场差异和利益冲突。此外，CBAM违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治理原则。CBAM的实质是要求其他贸易国进行与欧盟对等程度的减排，欧盟或借此设立非贸易壁垒，建立其产业竞争新优势，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掌握“定价权”，这或引发国际贸易新冲突点。CBAM忽视他国利益诉求和政治关切，与WTO等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有效连接，对全球气候治理框架构成挑战。碳减排是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碳定价是碳减排的核心和关键。未来，各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构建和完善国际气候治理框架，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应尽快完善各国碳市场和碳价体系，在标准制定等方面加强各国碳市场之间的有效衔接。加强信息共享和对话交流，深入开展碳减排政策评估方法研究，及时公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共同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机制。加大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加快产业绿色化转型和绿色产业发展。10、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首单交易落地谱写未来跨境支付新篇章事件2023年10月19日，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依托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达成首单国际原油跨境人民币交易，并采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具有里程碑意义。数字人民币在油气贸易领域跨境结算的首次突破，丰富了全球跨境贸易支付手段，谱写了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新篇章。2023年以来，我国油气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取得实质性进展，陆续实现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国际液化天然气对境外销售交易和首单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虽然我国油气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发展迅速，但总体规模仍然较小，主要面临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我国油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油气贸易话语权相对较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国。过度依赖进口导致我国受供应国的影响较大，企业在油气贸易结算货币选择方面处于弱势。二是跨境人民币环流受阻，境外主体在油气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动机不足。一方面，缺乏境外人民币计价资产，人民币境外持有者投资或保值增值的渠道较为匮乏，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尚需完善；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开放，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有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境外主体采用人民币结算的动机，制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数字人民币在油气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为我国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带来新契机。一是丰富全球跨境贸易支付手段，提高便利性，增强人民币使用动机。数字人民币快速发展，不仅丰富了全球跨境贸易支付手段，促进国际贸易畅通，还推动境外主体在贸易结算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增强人民币使用动机。二是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强我国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多国积极推动数字货币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最快的一方更容易取得先发优势。某个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被大量使用，将带来更多的国际货币使用份额，提升该货币国际地位。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探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截至2023年6月末，数字人民币交易额达1.8万亿元，流通数字人民币已达165亿元。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完成，提升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任度，增强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助于推动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三是创新引领金融科技发展，加速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数字人民币具备去中心化、安全可追溯的特点，这对于提高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具有积极意义。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代表性发展成果，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开辟全球货币竞争与合作新局面，为我国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带来契机。我国应积极把握数字化变革机遇，推动数字人民币生态建设。以经贸合作为基石，推动数字人民币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融合发展，着重发展中国同油气贸易伙伴国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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