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全球正加速向数字时代转型，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前，在南开大学与韩国崔钟贤学术院共同举办的“天津论坛2023：新数字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多个国家和国内诸多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数字时代的智慧治理、制度创新、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共同发展等前沿问题展开讨论，现将专家观点整理摘编，以飨读者。

一、大国货币、金融开放与国际金融治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莫万贵的演讲主题是“大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他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谈了对这一问题的新体会。莫万贵首先介绍了大国经济与货币地位的关系问题。在第二部分中，莫万贵分析了大国货币国际化的发展经验。由于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撑美元主导地位，二战后美元逐渐取代英镑；但在“特里芬难题”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爆发了四次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石油交易美元化使美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巩固。他进一步分析了美元的三点优势：（1）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国债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2）美联储具有独立性；（3）美元在全球贸易和交易广泛使用，形成“惯性”和网络效应。对于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过程，他认为在相同的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和美元相对衰落的国际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走向和结果。随后，莫万贵具体阐述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1）“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不稳定性；（2）美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具有较大溢出效应，增大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尤其放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内失衡；（3）商品进出口以美元计价伤害了国际贸易通过汇率升贬自我调节的机制，可能导致全球贸易萎缩。在第四部分中，莫万贵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边际变化和未来可能的方向，认为在国际货币多元化意愿上升的背景下，随着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美元武器化进一步加深，美元全球领导力减弱、安全与效率的权衡都出现新情况。但国际上仍普遍认为短期内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具备回归到金本位的可能性，并出现 “超主权货币主导”和货币体系多元化情景。最后，莫万贵总结了支撑大国货币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并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顺势而为、久久为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秘书处高级项目官员王江宁的演讲主题是“大图们东北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她介绍了大图们倡议的成员、愿景和目标，及其机制架构、活动及未来走向。随后，她阐述了大图们倡议“建立伙伴关系，促进邻国共同繁荣”的共同愿景。王江宁称，作为一个副部级机制项目，大图们倡议在各国商务部、财政部合作基础上还成立了东北亚进出口银行联盟、地方合作委员会、商会联盟和研究机构的智库联盟等机构，力求从交通、互联网、贸易便利化、旅游、能源、环境、农业全方位支撑东北亚合作，以俄罗斯Zarubino港为例具体分析了目前东北亚进出口银行联盟支持区域内金融合作的任务、进程和前景。最后，王江宁提出由于缺乏稳定的融资渠道，东北亚地区金融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并建议加强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深入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德勤中国副主席吴卫军的演讲主题是“紧迫的历史使命——培养中国金融企业家”。他首先将金融家，即金融企业高层管理者，定义为在金融企业的治理、经营和管理中需要付出复杂的脑力劳动、主要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承担风险并分享收益的特殊劳动者。吴卫军从宏观经济形势、金融行业内部等多方面环境出发，强调了中国金融企业家的重要性，指出明确金融家的企业家身份，有利于消除关于金融家的传统偏见，使国家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名正言顺地适用于金融家。吴卫军进一步指出，中国金融企业家的现实格局相对其历史使命而言显得捉襟见肘，培养和塑造中国企业家已经成为当下金融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深刻思考和认真实践的重大课题。吴卫军从宏观和微观多角度分析了金融企业家的角色、价值和社会贡献，并进一步提出了培养世界一流金融企业家和优秀金融人才的建议，认为营造有利于金融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营造创新和包容的金融企业文化、提高金融企业高管层面的女性比例，坚持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向，并构建有利于吸引、留用和激发人才创造性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是重要且必要的举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曲凤杰的报告主题是“RCEP与人民币国际化”，聚焦RCEP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困难及对策展开讨论。曲凤杰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演变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带来的深刻影响。曲凤杰介绍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实施情况及初步成效，认为RCEP作为中国参与并积极推动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在区域要素资源整合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曲凤杰阐述了开放效应、规模效应、规制效应、配置效应和虹吸效应等区域合作对货币国际化产生影响的机制路径，进一步分析了在众多国家经受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各种困扰的时局当下，在RCEP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最后，曲凤杰展望了RCEP框架的前景未来，并针对随着RCEP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以及未来向更加机制化方向发展，将其构建为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机制平台提出了建议。

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曦首先指出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问题——“大安排”与“小安排”问题。其次，王曦基于现有学术研究进展，提出先凝聚现有研究的共识，再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将学术研究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推进有机结合，保障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科学性与现实可行性。最后，王曦进一步论证，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践方面应贯彻：协调推进原则、渐进试错原则、相机“层级推进”原则、阶段性回缩调整原则；在学术方面，基于机器学习的非线性组合门槛模型与基于大国开放DSGE模型的制度演进模拟应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数字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博首先讲述了数字金融时代的货币全球竞争，结合BIS货币之花模型分析了目前市场中流通的数字货币类型及其新特点。王博指出，央行数字货币使用与数字化成熟程度、消费习惯、现金使用程度等因素高度相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现金使用率较低，如何更多、更好地创造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是未来中国数字人民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不能高估数字人民币在推进货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但数字人民币的推广确实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吸引力。随后，王博结合全球跨境支付现状，分析了跨境支付面临的挑战，关键问题是跨境数据流动。最后，王博指出，对于跨境数据监管，最核心问题仍是中国、美国和欧盟关于跨境数据流动及其政策的协调统一，以及标准乃至最后话语权的确定。

议题2：金融创新、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院长杨新铭首先强调，面对短期经济波动必须思考长期增长趋势，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明确立足点和着眼点，方能在正常经济轨道上行稳致远。他认为，从国内看，疫情后居民消费呈现更为剧烈的季节性变化，消费波动与CPI、投资与货币供给、M2增速与社会融资均出现小幅背离，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预期不良。从国际看，我国出口贸易国多元化程度提升，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份额并未下降，短期看我国经济内部需求下降快于外部需求下降。面对当前经济形势，杨新铭结合历史经验指出了持续维持正增长的长期趋势的重要性。最后，杨新铭进一步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获利情况的差异导致全球化叙事偏转，各国从追求效率政策转向追求安全政策，中美经济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加强。在此背景下，从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来看，需要区分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这样才能准确完整地把握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并制定相应的经济增长政策。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系系主任胡海峰指出，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金融能够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融资、治理和监督作用，发展绿色金融被认为是助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胡海峰及其团队研究了资本市场中的绿色机构投资者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和功能。绿色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促使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创新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利益相关者。绿色机构投资者注意力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复杂的实质性绿色创新；绿色机构投资者注意力的提升对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行业竞争程度较大的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更大作用；绿色机构投资者注意力的提升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后，还兼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环境绩效的积极经济效应，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监谢亚轩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的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经济特征背后有其中长期经济决定因素。其次，谢亚轩从金融周期角度研判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并应提出应对后房地产时代经济冲击的国际经验、教训和启示。同时，大城市住宅用地供应未跟随房价上升，二者互为表里，抑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同时推高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在住房结构性短缺的情况下，总量面临过剩。我国家庭财富对房地产严重依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高，中国公共部门的杠杆率高、投资的产出效率下降，边际资本产出率的不断走低是资源持续错配、投资效率降低的集中体现。谢亚轩结合后房地产时代经济冲击的国际经验和教训，提出应转变观念，将思想统一到应对金融周期下行上来。他结合日本泡沫危机，指出了金融周期下行期和我们面临困难局面具有长期性-结构性政策，同时金融周期下行阶段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著上升，且须阻断金融风险在各部门资产负债表之间的传染。最后，谢亚轩围绕化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难题，妥善处置房地产行业存量债务难题，应对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维护货币政策有效性给出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肖立晟通过数据剖析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具体事实，归纳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他指出，信息时代技术进步具有行业集中、资本和技术密集、赢者通吃特征明显等显著结构性特征，在此背景下，美国生产率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回报上升。当前技术进步的结构性特征导致资本家与高技能劳动力大幅受益，而中低技能劳动力受益较少，引发了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整个经济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资本边际回报下降导致低利率发生，持续性的需求不足导致低增长，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导致低通胀，由此引发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危机频率，危机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形式。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中国仍然处在经济下行期，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应更加有效地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我国宏观经济进一步稳定。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主任李泽广首先提出关键问题，我国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节点，基于后工业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低碳制造和零碳制造的国际背景，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金融能发挥何种作用。李泽广阐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企业为顾客提供更加完整的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组合包”，是基于制造业的服务和面向服务的制造的融合。李泽广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这一趋势的驱动因素和表现，阐释其微观意义和宏观效应，明确指出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一种新兴模式，已成为全球趋势，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随后，从制造业服务化的“脱碳”效应出发，提出制造业服务化中使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本质上是“清洁的”，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和排放强度。与金融相联系，制造业服务化应是转型金融不容忽略的支持方向。制造业服务化满足可持续发展融资的条件，转型金融可以为其弥补巨大的融资缺口，缓释显著的转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