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字经济的宏观意义：

（1）稳定中枢：数字经济稳固长期增长中枢，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数字技术作为新的通用技术，正引领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催生生产范式变革，推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有望成为数字浪潮中的引领国家。

（2）产业跃迁：数字经济是价值链“低端锁定”破局的关键。 人口红利消退，数字红利接力，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必将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

（3）抑制通胀：数字经济削弱通胀压力。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生产效率同步提高，缓解传统部门相对成本的上升。

（4）提高效率：数字经济改善投融资效率。 数字经济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规避代理问题；弱化区域间的物理空间距离；产生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正向激励投资、缓解融资约束。

2、数字经济产业链拆解：

       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GDP比重为7.8%。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占GDP的2.3%）、数字技术应用业（3.4%）和数字要素驱动业（1.7%）是主体。趋势上，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比重在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要对应产业链的上中游，下游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约占GDP比重的30%左右。具体如下：

（1）产业链上游主要围绕基础设施等底层架构展开，依托5G基站、光纤光缆、芯片等科技板块提供支撑基础，关注的是处于基础底层基建的物理层。2020年，数字基建产业增加值约占GDP比重2.23%。

（2）产业链中游数字产业化围绕数字技术落地，包括大数据技术、以数据挖掘为主的数据中心、以软件开发为主的集成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等。计算机制造（2020年占GDP比重1.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1.7%）为核心产业。

（3）产业链下游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主要体现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数字化治理完善实现的效率提升。

3、回顾过往科技革命，在“新技术模式-工业技术创新-工业生产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激发新基础设施需求-整体生产效率提高”的演进路径下，先发国实现经济跨越的关键在于抓住技术革命中新的主导部门变革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形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由此，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技术和要素仍是核心，良好的基础设施是重要基础。在数字基建，数字要素、信创等方面将有更多投资机会涌现。

4、风险提示：政策力度不及预期，市场情绪风险，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算方法的局限性可能带来数据误差。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经济运行方式不断融合，数字经济凭借其速度高、覆盖广、影响深的优势，已然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为各国提供新机遇。根据国务院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的表述，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数字技术革命将催生生产范式变革，推升全要素生产率，稳固长期增长中枢。回顾18世纪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革命不是简单的工业化，通常遵循“新技术模式-工业技术创新-工业生产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激发新基础设施需求-整体生产效率提高”的演进路径，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路径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技术革新会引致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整个生产系统的潜在生产率，带来爆发性增长和结构性变革。数字技术作为新的通用技术，正引领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有望成为数字浪潮中的数字经济引领国家。

       根据不同时期出现的新型经济业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从数字技术向数字产业的过渡，逐步形成数字化经济活动。在数字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政策频发，行业规划引领，“多措并举”部署数字经济发展。2018年8月，《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的发布标志着首个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整体战略落地；2022年1月，顶层设计方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确立指导思想，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明确建设目标，构建了数字中国建设的“2522”整体框架。2023年3月，主管部门国家数据局正式成立，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等建设工作，实现了统一规划和统一部署。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根据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后向关联度高于平均水平（153个行业后向关联平均值为2.7），对总需求具有较强拉动作用。其中，计算机后向关联度为4.1，远大于房地产（1.7），这表示计算机行业每增加1单位最终需求，将带动自身及其他行业产品需求增加4.1个单位。相比之下，数字经济核心服务业的后向关联度偏低，低于平均水平。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维持高增长态势。根据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中国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2.6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也由2015年的27%提升至39.8%。狭义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信息通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作为数字时代的技术设施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不断更新完善，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5.7%，高于同期制造业投资（8.1%）。

       数字经济是典型的“融合型经济”，以融合发展为契机对实体经济产生支撑和引领作用。数字经济产业渗透不断提速，2020年三大产业数字经济规模渗透率分别为8.9%、21%和40.7%，其中第一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不足10%，未来仍有较大的渗透空间；第三产业渗透率从2018年的35.9%大幅提升至2020年的40.7%，渗透成效较为显著，逐渐成为数字经济赋能的主要方向。

       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同时，必将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根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与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是决定国际生产分工的直接诱因。各国凭借不同比较优势融入到生产工序的不同环节并通过中间品相互连通，形成现有“工序贸易”结构。其中，研发（创新能力）和销售（品牌效应）处于价值链较高位置；而生产和组装环节附加值较低，处于价值链低端，由此形成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在数字技术不断赋能的背景下，数字要素参与生产，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势必影响增加值分配。

       人口红利消退，数字红利接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奇迹”，但也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根据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高端技术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低于中低端技术制造业。换句话说，高端技术制造技术含量虽高，但出口附加值率偏低。究其原因，高端技术制造业中进口中间品比重偏大，部分领域尚未实现科技自主，未能参与设计、研发环节，附加值偏低。由此，随着数字科技自主与国产替代，附加值率将逐步提高，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产品和服务市场，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胀。其一，“鲍莫尔”效应影响着宏观经济下的通胀，该效应具体表现为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导致传统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产生巨大的通胀压力。而数字经济通过赋能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生产效率同步提高，由此削弱了鲍莫尔效应带来的通胀压力。其二，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明经济增长率越高，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相应也上升越快，另一方通过技术进步来吸收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能力较差，只能通过涨价来保证自己的持续经营，导致另一方物价的抬升。而数字经济带来了更低的复制成本，意味着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大的生产能力，从货币数量论的视角上看，更低的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核查成本，为服务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抑制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对通胀的影响。其三，数字经济重构了劳资关系，可能会削弱工资-价格螺旋的效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胀。

       对于资产市场，数字经济或间接推高长期通胀。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无形资本的崛起，从而摆脱其对有形资本的依赖，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刺激资产价格的上涨，从而通过资产价格进一步传导至产品和服务价格，其对现有金融体系的挑战可能会通过低利率、高房价的结果对长期通胀带来负面影响。

       数字经济对投资具有正向激励的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可突破地理条件限制，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规避代理问题，通过增加投资机会，推动信息要素快速流动，中长期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渐融合。

       其一，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缓解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市场主体无法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和投资机会，投资决策受到非真实消息误导，因而容易做出不合理的投资决策，扩大非效率投资水平。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信息流转更加快捷和高效，主体搜寻信息的成本不断下降，降低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帮助合理配置资金，实现价值最大化。

       其二，数字经济有效规避代理问题。代理理论认为，当经理人和所有者的利益出现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极有可能产生代理问题，此时同样会影响市场主体的投资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完善治理，增加管理透明度，缓解面临的代理问题。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分析与监控，抑制自利动机驱使下管理层的非理性决策行为，提高投资决策的有效性。

       其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地理距离的增加会提高交通运输成本，加剧市场分割。而数字经济能够弱化区域间的物理空间距离，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消减市场分割的不利影响，促进异地投资。此外，数字技术赋能产业，产生新的商业价值，无人驾驶技术带来智能汽车投资热，“新零售”倒逼传统商超进行数字化转型等均展现了数字经济为实体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崭新机会。

       其四，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特征，根据梅特卡夫法则，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扩大网络用户规模提高平均利润进而实现规模经济，而庞大的用户规模能够使企业通过增加销售品种形成“长尾理论”进而实现范围经济。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后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渐融合，相互促进，数字经济的数据积累过程完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逐渐凸显，数字经济对实体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内源和外源融资约束。一方面，针对于外源融资，信息不对称引致的市场不完备是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投资方能够从多种渠道获取除财务信息之外的其他“软”信息，降低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同时，优化营商环境，丰富融资渠道，从而进一步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针对于内源融资，微观主体应用数字技术对内部管理系统的改革，能够打破原有“信息壁垒”，提高内部运转效率和资金利用效率，以此进一步缓解内源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通过供需双线支持社融信贷发展。从供给端看，数字经济带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优势，降低了风控和交易成本，数字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也促进了新兴金融科技与传统信贷机构的融合，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具有更强的地理穿透性和低成本优势。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凭借其覆盖面广、使用便捷、嵌入消费场景丰富等优势，促使微观主体增加信贷需求。综合供需两方面，数字经济对信贷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数字经济的定义以及涵盖范畴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因而我们从数字经济“四化”、行业关联以及核心产业三个视角对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总体特征和趋势进行分析。

       从数字经济“四化”视角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核心项，2021年分别占GDP的32.5%和7.3%。数字经济包括四大部分：一是数据价值化，包括数据采集、标准、确权、存储、定价、流通、分析和应用等模块；二是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发展创新衍生的相关行业，狭义范畴为ICT行业；三是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即是对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四是数字化治理，是新型城市管理方式，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方面广泛应用。

       从行业关联视角看，数字经济“发端”于服务业，“落脚”于制造业。其一，根据2020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完全消耗系数，数字经济活动对服务业的需求量较大，如商务服务、房地产、货币金融、电力、热力供应。从发展历程看，数字经济最早从服务业发展起来，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带动互联网消费、网络支付等发展，服务业渗透率高（如图9所示）。其二，根据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完全分配系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数字经济的依赖更强，其中仪器仪表对数字经济的依赖近50%，此外技术服务也受数字经济影响。归根结底，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技术，即通过技术发展为传统产业链赋能。

       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角度看，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规模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及数字产品服务业，主要涵盖数字产业化，与数字产业化对应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上游和中游。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GDP比重为7.84%。进一步地，我们参考鲜祖德和王天琪（2022）的测算方法，对各分项增加值占GDP比重进行估算。结构上，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体产业。从趋势上看，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在数字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数字产品制造业占比逐渐降低，数字产品服务业比重相对稳定。具体地，计算机制造（占GDP比重1.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1.7%）、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播服务（1.1%）为主要贡献项。

       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由7.8%提升至10%，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筑基，为数据采集提供支撑。产业链上游主要围绕基础设施等底层架构展开，依托5G基站、光纤光缆、PCB、光模块等科技板块，涵盖芯片、电池等基础组件；无线设备、传输设备等通信设备；传感器等核心组件以及数据源和底层架构等要素。2020年，数字基建产业增加值约占GDP比重2.23%。

       数字经济中游技术层挖掘，围绕数字产业化纵深发展。产业链中游数字产业化围绕数字技术落地，包括以云计算为主的大数据技术、以数据挖掘为主的数据处理技术、以软件开发为主的集成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等信息通信产业高速发展。

       从细分领域看，半导体是数字产业化实现的关键。依托半导体技术的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的基础，并逐渐成为衡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经济“晴雨表”，其使得数据要素以微观智能的形态进行投入，实现数字化产出。近年来，我国半导体市场发展迅速，单月销售额已突破500亿美元，基于半导体技术的集成电路发展态势良好，2015-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逐年增加，2021年产量创下新高，达到3594.3亿块。

       数据中心、云计算在数据存储与数据流通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数字化存储与传输。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与数据要素加速融合，数据中心作为信息系统运行的物理载体，为数据要素提供存储服务，已成为数字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我国数据中心市场收入持续提高，已突破1500亿大关，数据中心有望在“东数西算”、“企业上云”等政策的持续推进下，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的拐点。此外，云计算发展也已度过萌芽期，整体云化趋势有机会进一步加强。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是实现数据要素分析处理的关键环节，构成数字产业化的重要一环。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深度融合，释放数字化叠加倍增效应，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推动数据规模不断提升。据工信部测算，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4000亿元，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智能芯片、终端、机器人等标志性产品的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据《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6388亿元，同比增长18.6%，预计2023年产业规模将超过10000亿元。

       数字经济下游应用层拓展，产业数字化赋能创新融合。产业链下游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主要体现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数字化治理完善实现的效率提升。其一，工业数字化方面，通过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各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创新融合个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新模式，具体包括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产业；其二，农业数字化方面，将数字化融入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全过程，具体表现为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智能农业和农业电商发展；其三，数字化治理方面，基于需求出发点，通过数字化赋能培育新增长点，具体包括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平台经济、数字货币等新模式新业态。

       从细分领域看，其一，农业数字化全面推进。农业信息化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农业发展。据统计，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农机应用北斗终端超过60万台套 ，灌溉、育种、施肥等农业过程均融入数字技术，大幅提高农业信息化支持下的农业生产效率。根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全国部署了117个数字乡村试点，建设9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省、100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数字农业建设深入推进。此外，数字资源利用其智能化特点，打通了城乡物流“最后一公里”，农产品通过线上直播、新媒体平台等渠道将各类优质产品输送入产业链、供应链，多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纵深推进。

       其二，工业数字化加速提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49.4%，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信息产业数字化发展持续推进。其中，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化核心关键，通过“降成本-提效率-优结构”的路径提高生产能力，其产业增加值规模逐年上升，预计超过4.45亿元，其占GDP比重也从2017年的2.83%稳步提升，现已超过3.5%的水平。

       其三，数字政府建设周期开启。数字政务高效协同，数据信息与系统网络互联互通。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覆盖国务院部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从2018年6月到2021年12月，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从4.7亿增长近一倍到9.2亿，占整体网民的比例由58.63%提升至89.24%，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超过10亿人。在线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化逐步成为构建数字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从数字经济指数（申万二级）构成看，前五大权重行业依次是半导体（29%）、软件开发（16%）、消费电子（10%）、光学光电子、IT服务和通信服务（均为6%），合计权重约73%，中上游相关行业占主要比重。半导体、软件开发、消费电子的成分个数居前列，分别为15个、8个、5个，通信服务（23341亿元）和半导体（13444亿元）的总市值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中上游行业仍为重要机会点，下游数字化应用类行业有待进一步深入发展。

       回顾过往科技革命，在“新技术模式-工业技术创新-工业生产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激发新基础设施需求-整体生产效率提高”的演进路径下，先发国实现经济跨越的关键在于抓住技术革命中新的主导部门变革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抢占技术高点，形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由此，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技术和要素仍是核心，良好的基础设施是重要基础。

       作为内外兼修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信创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是硬件和软件的一系列信息化创新技术，产品主要包括 IT 基础设施产品、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信息安全产品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科技创新”与“自立自强”相结合，突出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由内看，科技自立自强、技术不断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核心驱动力，核心技术的强大是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向外看，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核心技术落后和受限的问题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巨大“枷锁”，在致力于挣脱技术束缚的同时，也要统筹谋划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建立多层面协同、多平台支撑、多主体参与的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体系。

       “科技强国”三次发刊，信创发展意义非凡。《求是》杂志分别于2022年1月、5月和9月三次发表习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和“科技强国”的文章或讲话，持续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着力强化国家数字科技力量，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不难看出，信创发展对于国家经济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阿姆达尔律阐明了计算机各部分的性能必须均衡匹配才能实现整体性能最大化，在信创领域的体现就是各部分软硬件产品和技术能力要平衡发展。芯片、存储、整机被视为信创产业基础硬件的三大件，其中芯片是最为重要的“发动机”，需要完善产业链各环节的配套能力。

       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安全保障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美国利用长臂管辖原则，频繁发起以限制芯片供应、禁止高科技行业投资等方式为代表的单边制裁，促使国际局势日益紧张；2008年微软“黑屏”事件、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和2018年中兴华为被制裁等一系列事件，相继印证了我国在信息技术软硬件基础设施领域进行自主创新的前瞻性和重要性。在俄乌冲突中，科技巨头采取了停止运营、切断数字化服务、停止技术服务等不同形势的对俄制裁，给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数字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把握好数字要素这一“经济武器”，充分发挥数字资源禀赋优势，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效助推器。

       数字互融交流合作，联结多方共同体行稳致远。基于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潜能，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国际合作有利于互促互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基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拓展数字经济交流渠道，将进一步带动新科技互联互通。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丝绸之路”也赋予“一带一路”崭新内涵，积极发展“丝路电商”，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

       产业新技术经济范式形成，数据要素促进高质量成长。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数据”这一重要部分的核心作用不断凸显，已然成为与资本、劳动、技术相协同的新型生产要素。从技术经济范式看，原先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迭代式增加优化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模式，数据采集、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流转、数据分析、数据交易等过程中提升数据的外部性和价值溢出效应，数字化应用实例不断丰富，市场适用性和相关性不断提高，促进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成长。

       顶层机制配套支撑，数据要素肩负重要使命。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数据要素相关机制和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数据要素发展环境，联结数据要素与要素市场化配置两大板块。2020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提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同年10月，《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加快出台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及配套政策，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制度规则，统筹推进全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2022年12月，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建立数据产权制度，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推动数据相关权利结构性分置与有序流通。

       职能机构监督管理，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提速。2023年3月7日，国家数据局正式组建，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整合了原归属于网信办和发改委的相关职能，将核心关注点聚焦于数字经济发展，为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保驾护航。

       在此基础上，中国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估算了数据要素对部分行业发展的贡献程度，得到数据要素化投入对各行业的产出弹性，结果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产出弹性远高于平均水平。由此，在数据要素市场高速发展、数据要素高效流通的阶段，弹性较为敏感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将是关注的焦点所在。

       数字底层设施建设筑基，创新整体布局优化升级。围绕基础设施等底层架构展开，依托5G基站、光纤光缆、芯片、PCB、光模块等科技板块提供支撑，网络、宽带、电力和基站等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器平台、网络接口、运营维护和安全管理等服务。今年以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落地，配套项目加速推进，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通信、互联网等科技相关产业已成为关注热点。

       从基础设施完整框架来看，产业链上游关注的是处于基础底层基建的物理层。参考国家发改委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框架，物理层、软件层、数据层、价值层和应用层五层中，产业链上游所关注的即是位于底层的5G、算力等物理层基础设施，是最为基础的底层建设。《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指出，2022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68百亿亿次/秒(EFLOPS)，超过通用算力规模，预计未来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52.3%，算力规模持续扩大，为数字经济提供底层支持。

       通信新旧动能转换，催生创新业态落地实施。光缆长度、宽带接入数量、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首选发力点，已在不断完善中趋于见顶，通信行业转而关注新旧业务动能切换，运营商们基于5G发展浪潮，将原有的业务领域逐渐扩展到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方向。据国务院报告，截至2022年，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75.1%，比2012年提升26.3个百分点。工业互联网直接、渗透产业增加值规模持续攀升，超3100个“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落地实施，在新场景下催生一系列创新业态。

       互联网拓展受众，数字产量深度广度并行。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广度上的用户覆盖增长与深度上的内容挖掘丰富，智能网联、云游戏、AR/VR、5G等新兴技术应用为互联网的纵深发展提供核心动能。2022年11月，国务院在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到，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活跃用户数达到6.97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32 亿，同比新增网民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较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互联网覆盖人群持续扩大。

       基于发改委对“新基建”的顶层设计，信息基础设施已取得跨越式发展和进步，高速光纤已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以及行政村；融合基础设施助推转型升级的作用日益凸显，智慧城市建设路径清晰，信息技术积极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创新基础设施有力支撑科学技术研究，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已成为“新基建”的重要抓手。

         政策力度不及预期，市场情绪风险，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算方法的局限性可能带来数据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