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次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至3.2%和2.9%。同时预警,未来世界经济偏下行风险,如果俄乌战事升级、通胀预期高企、全球融资环境收紧等风险成为现实,全球经济增速预计进一步降至2.6%和2.0%。在此情景下,美国和欧元区明年经济增速都将接近零,这将对其他地区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主要有六股逆风,若任由这六大风险蔓延,IMF的预言或将被应验。一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激进紧缩。目前,除日本外,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遭遇了几十年一遇的高通胀。美联储今年3月份以来连续四次加息,刚接近中性利率水平。一、二季度,美国经济连续环比负增长,已陷入技术性衰退。8月底,白宫已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值从3月份的3.8%下修至1.4%。在近日举办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确表示,尽管7月份通胀有所回落,现在罢手却言之尚早;汲取历史上过早放松政策的教训,美联储需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即便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市场疲软。7月份,欧央行迫于高通胀,11年来首次加息,一次加息50bp,终结了八年之久的负利率时代;下次会议,其将讨论是加息50bp还是75bp,尽管欧洲火车头——德国经济二季度已现停滞征兆。二是俄乌战事升级影响扩散。俄乌战事和西方对俄的联合制裁,进一步阻扰了全球供应链修复,加重了供给侧冲击。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令全球通胀更加顽固,同时可能引发广泛的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以及社会动乱。尤其是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较大,若对俄经济制裁升级,可能加剧欧洲能源危机,进一步推升通胀、抑制欧洲增长,甚至收紧金融环境,增大金融稳定风险。为此,欧盟委员会将欧元区今年增长预期由上次的2.7%降至2.6%,明年预期值由2.3%降至1.4%。一边大举买涨欧洲天然气期货与电力期货,一边大举沽空欧元与欧洲股票指数,成为华尔街对冲基金常见的策略。三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尽管奥密克戎变异病株的重症率、致死率较低,但其隐匿性强、传染性高,继续干扰全球经济运行。即便在已经解封、与病毒共存的国家,疫情依然影响当地人流、物流和服务业复苏,通胀从商品向服务扩散仍存在较为广泛的基础。疫情的疤痕效应抑制劳动参与率回升,叠加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供给紧张局势,“工资—物价”上涨螺旋不断蓄能,加大通胀预期脱锚的风险。四是脆弱新兴经济体持续承压。据IMF最新预测,预计今年全球通胀8.3%,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达到6.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达到9.5%,且预计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全球高通胀回归,发达经济体货币追赶式紧缩,利率大幅上行、融资环境收紧,加重了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汇率贬值的压力。据IMF披露,当前60%的低收入国家可能具有债务风险,30%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或者接近发生债务危机。脆弱新兴经济体“经济+债务”双重危机的“风暴”一触即发。五是主要国家政策空间狭窄。新兴经济体本身因医疗卫生条件差、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小,受疫情打击大,经济复苏整体比较靠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也不乐观。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多轮大水漫灌,其财政货币刺激基本都用到了极致,现在普遍背负高物价、高债务和高资产价格“三座大山”。在稳物价过程中,如何防止主动刺破债务和资产泡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都未曾经历过的挑战。7月份议息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坦承,实现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路越来越窄。若物价还没有回落,却发生股价暴跌、经济衰退,将考验发达经济体政策工具箱的充足性和有效性。六是大国互信合作严重受损。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危机都将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2008年危机应对,二十国集团声名鹊起,就是大国合作、南北合作的典范。然而,现在有的大国为维护自身主导权,对他国发展极限施压,部分推动经济和技术脱钩,行政干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滥用制裁手段,挑起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还拉帮结派搞阵营化、对立化。这阻碍了全球贸易与合作,既增加了通胀韧性,又影响了投资和消费者信心,同时还将大大削弱全球性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的国际协调能力。去年全球经济增长反弹至6.1%,但仍有近一半国家经济未恢复到2019年水平,近九成国家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低于疫情前的五年趋势值。如果上述风险不是收敛而是发散,本就虚弱的世界经济或将滑向衰退。中国要抓住时间窗口,有效扩大内需,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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