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美國高通脹是過度刺激和結構失衡的必然產物
當前美國的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幾乎處於失控態勢,這不僅是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這兩大“黑天鵝”事件的產物,更是其財政貨幣政策過度刺激、產業結構失衡以及高關稅的必然結果。當前,美國高通脹已經開始反噬經濟,“滯”的風險不斷加大,並危及全球經濟。
美國正在承受40年未遇的高通脹
2022年5月,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漲幅分別達到8.6%和10.8%,均處於40多年來的高位。總體來看,美國通脹呈現出三個特點:
一是漲價範圍廣。當前從生產到消費、從商品到服務,美國各個領域的價格全面上漲。5月份,美國能源、食品價格同比漲幅分別達到34.6%和10.1%。即使剔除能源和食品價格,美國核心CPI同比上漲幅度也達到了6%。其中,新車和二手車價格同比分別上漲12.6%和16.1%;日用雜貨價格同比上漲11.9%,創1979年以來最大漲幅;住宅租金上漲5.2%,漲幅為1987年以來最大。
二是漲價速度猛。次貸危機後美國通脹維持低位,尤其是核心通脹長期處於2%的目標水準附近。但2021年3月後,美國CPI和核心CPI同比漲幅分別超過2%並迅速攀升,漲勢之快超出預期。截至今年5月,美國CPI同比漲幅已連續6個月超過7%,核心CPI已連續5個月維持在6%以上。物價上漲速度僅次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時的漲速。
通胀持續“爆表”使得美國通脹持久化的預期得到強化。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已經放棄此前堅稱的“通脹暫時論”,稱“通脹可能需要比之前預期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到我們的價格穩定目標”。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近期也公開承認,去年預測通脹上升是暫時的判斷是錯误的。纽约联储最新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6.3%上升至6.6%。
美國高通脹內因占主導
拜登政府妄圖將物價上漲“甩鍋”給俄羅斯、中國等其他國家,實際上高通脹是美國自身宏觀政策過度刺激和經濟結構失衡的必然產物。
(一)美聯儲貨幣政策“大放水”為通脹高漲埋下伏筆
按照貨幣主義理論的觀點,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當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商品時,就必會推高商品價格。為應對新冠疫情衝擊,美聯儲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帶來美元流動性的“大放水”。2020年3月,美联储两度紧急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0-0.25%,并开启了“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从2020年2月末至2022年3月末,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4.2万亿美元迅速扩张至近9万亿美元,两年时间累计增长超1倍,这为美国高通胀提供了流动性基础。
(二)美國政府財政政策“大刺激”加劇供需失衡
與美聯儲貨幣“大放水”相配合,財政政策“大刺激”也對美國通脹提供了政策沃土。疫情暴發後,美國政府先後推出了七輪財政紓困救助法案,金額累計達6.7萬億美元。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從2019年的9840億美元跳升至2020年的3.1萬美元,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由2019年的4.6%躍升至2020年的15.2%。財政政策的大規模刺激導致了總需求的過度擴張,加劇了供需失衡。
(三)產業空心化是美國通脹的供給側原因
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國,消費占GDP的比重達到82.6%,但工業規模偏小,製造業占GDP的比重不到11%,國內供給和需求嚴重不匹配,這是高通脹的結構性原因。美國曾經是全球最大製造業強國,但其憑藉科技優勢和美元霸權,優先發展高利潤率的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逐漸將利潤率低的製造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長期的產業外遷造成美國的製造業空心化,雖然美國希望通過“再工業化”重建國內製造業體系,但受制于成本劣勢,進展甚微。疫情後,美國財政貨幣“大放水”造成需求過熱,產業空心化卻導致供給不足,國內供需缺口不斷擴大。
(四)貿易保護主義推高美國物價水準
特朗普任期內,美國對數以千計的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根據全美零售聯合會統計,加征關稅並沒有降低從中國的進口,而美國進口商卻因此被迫多繳納1365億美元稅款,這部分成本最終被加到了商品價格當中,成為推高商品價格的一個重要因素。2022年5月,該協會表示,結束貿易戰是抑制美國通脹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一旦取消特朗普任期內對華商品加征關稅可以使美國物價下降1.3%。拜登政府至今仍不取消對華商品加征的關稅,使得特朗普的政治遺產繼續困擾美國經濟。不僅如此,拜登政府極力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為全球供應體系順暢運轉製造人為障礙,使得大量消費品訂單在東南亞、印度和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之間不斷無效流轉,繼續為美國通脹火上澆油。
(五)疫情後供應鏈持續不穩加劇美國供應短缺
疫情后,受制于关键零部件短缺、运输体系混乱等原因,美国供应链长期不能顺畅运转衔接,是导致高通胀的直接原因。从2020年下半年起,芯片短缺问题就持续困扰全球车企,导致美国市场上汽车供应不足,引发二手车价格成倍上涨,构成了美国CPI上涨的主要成分。疫情后,设备陈旧失修、装卸工人和卡车司机严重短缺等原因造成美国港口运转效率持续下跌,整个物流系统陷入混乱,进口货物无法及时销售到消费者手中,也是美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六)俄烏衝突給美國通脹火上添油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全球重要的資源出口國,俄烏衝突造成原油、天然氣、礦產、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特別在能源領域,歐美試圖擺脫對俄能源依賴,將俄油氣排除在全球能源經濟之外,造成了全球油氣供給不足、價格飆升。當前美國正在遭遇50年來最嚴重能源危機。6月6日,拜登宣佈美國進入能源緊急狀態,稱能源短缺已經危及國家安全和民眾生活。美國汽車協會資料顯示,6月13日美國汽油平均價格史上首次超過每加侖5美元,而一年前僅為3.1美元,漲幅超過61%。
美國高通脹害己害人
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美國被迫開啟了政策收縮進程,這必然加大經濟停滯風險,並可能對新興經濟體造成溢出效應衝擊,引發一系列貨幣危机和债务危机。
(一)美聯儲加息進程被迫提速
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在5月份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只要经济数据符合预期,美聯儲將在6月和7月各加息50個基點。5月份通脹資料公佈後,更廣泛和持續的物價壓力強化了市場對美聯儲將採取更加激進加息立場的預期。CME的FedWatch工具顯示,美聯儲到7月份累計加息125個基點的概率上升至73.9%。聯儲官員預期的長期利率水準為2%-3%,上一輪加息週期時,美聯儲通過9次加息,用三年時間,在2018年12月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區間提升至2.25%-2.5%,如按照當前預期的加息速度,這意味著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在三季度就能达到这一区间,相比上一轮加息周期,本次加息速度大幅加快。
(二)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大幅上升
歷史上不乏美聯儲大幅加息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先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應對飆升的通脹,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迅速收緊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自1979年年中的10%左右大幅上調至1981年6月的20%附近,美國經濟也隨之分別於1980年和1982年兩度陷入衰退。今年以來,市場對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擔憂已經開始蔓延,美國2年期國債收益率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兩度出現倒掛,而這往往是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前兆。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等華爾街投行已經紛紛發聲警示衰退風險,摩根士丹利預計美國經濟衰退概率為50%,《金融時報》與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6月聯合進行的最新調查顯示,近70%的經濟學家預計美國經濟明年有可能陷入衰退。
(三)美國金融市場更加動盪
美聯儲長期保持超低利率及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市場流動性氾濫,刺激了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情緒,導致資產價值的高估。美聯儲“縮表”和加息帶來的流動性收縮和利率上升達到一定臨界值後可能令資產價格大幅調整。今年以來,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加速收緊,美國債市、股市都迎來大幅調整,截止6月中旬,2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從年初的不足1%上漲至3.4%以上,創下2007年以來的新高。10年期美債收益率也升至2011年以來的高點。同期內美國三大股指年內跌幅超過16%,納斯達克指數跌幅超過30%。衡量市場恐慌情緒的VIX指數也持續在20點-30點的高位波動。未來如果美聯儲貨幣緊縮幅度繼續加大,將使美國金融市場動盪進一步加劇,甚至引發股市、債市雙雙崩盤。
(四)美國低收入家庭貧困化加劇
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给美国家庭带来巨大的支出压力。截至2022年2月,根据穆迪分析公司研究,物价上涨已经造成美国家庭每月平均支出增加276美元。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已經無法負擔生活成本的上漲,陷入生活拮据當中。美國勞工部2022年5月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約有31%的美國家庭在支付日常家庭開支方面“有些困难”或“非常困难”,较去年同期高出6个百分点;有高达9%的美国家庭“有时”或“经常”吃不饱饭,也高于去年同期的7%。美国国家能源援助董事协会(National Energy Assistance Directors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能源价格正变得“难以承受”,目前美国居民拖欠的公共事业费用高达220亿美元左右,接近是往年120亿美元的两倍。
(五)新興市場面臨匯率和債務風險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貨幣超發、財政刺激等“大水漫灌式”政策不僅引發其國內高通脹,美元還大量流向國際金融市場,加劇了全球流動性過剩,推高了新興市場國家債務負擔,增強了全球金融不穩定性。當前,高通脹迫使美聯儲加快了加息進程,新興市場和美國的利差收窄,引發美元加速回流美國,新興市場面臨匯率危機、債務危機乃至全面經濟危機。除此之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還導致終端商品價格更昂貴,加劇國內通脹壓力,加劇人民生活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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