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當前，市場主體的生存壓力確實有加劇的趨勢，即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需求收縮表現為儲蓄傾向擴大，消費乏力等，供給衝擊則是受國際形勢影響，能源價格上漲，上游產品價格高企等，在這種情況下，預期轉弱就更明顯了。‌‌‌

從這方面來看，當前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預期轉弱沒有得到切實扭轉，這受國際國內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

從國內來看，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使得預期轉弱，即政策執行問題、溝通問題。

目前，政策執行層面存在一些偏差，比如在疫情防控上，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已經明確，要對“一刀切”的行為進行糾偏，也就是說，中央對於疫情防控的部署方針是非常清晰的，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有時候還是被“一刀切”了，這嚴重影響物流、經濟的迴圈，也影響民生和社會生活。毫無疑問，如果各個地方都“一刀切”，經濟迴圈不起來，會對預期造成很大影響。這就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相關部門、地方政府因對中央的疫情防控方針政策理解出現了一些偏差導致預期轉弱的典型案例。

再比如監管上也存在執行的偏差，前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集體學習會議，提出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同時也要加強對資本的監管。如何監管，其中就涉及認識的問題，在過去的工業化條件下，並沒有數位平臺，數位平臺是在數位化趨勢下出現的新生事物，對於這種新生事物應該如何認識？如何監管？中央也是很明確的，但在監管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

數位平臺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可能存在風險，毫無疑問需要監管，但不能只考慮一個風險，而不考慮另一個風險——發展的風險。也就是說，安全風險固然重要，但如果因監管導致數字經濟的發展放緩甚至停滯了，降低我國數位經濟，尤其是數位平臺的國際競爭力，恐怕是更大的問題。

此前中央已明確提出，要防止發生處置風險的風險，面對新生事物，我們要加強監管，但不應在倒洗澡水時把小孩一塊倒掉，即處置了一個風險，結果可能帶來了一個更大的風險，這樣實際上就是在認識方面出現了一些偏差。

因此，我們提出“風險整體觀”的概念，要通盤考慮局部的風險，整體的風險，眼前的風險，長期的風險，戰略的風險，不能只顧眼前、局部。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地識別風險。如果只關注安全風險，可能就會帶來發展的風險，若引發發展放慢導致國際競爭力下降的風險，這將是更大的風險，是全域性、長遠性的風險。

對於有監管職責的部門而言，要具備“風險整體觀”的概念，各個部門不能只關注守土有責的風險，這只是局部、眼前，應當還關注整體、長遠，這對於當前穩預期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到如何給資本設置“紅綠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會議中提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這涉及國家的戰略全域，因此，應該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來考慮問題。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準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很多問題的定位實際上就清晰了。

從這個方面來說，監管應該更全面、準確、正確地理解中央的精神，從而避免在貫徹落實相關精神時出現偏差。

從新發展階段這個現實來看，很多問題是長期問題，不能急於求成，要分步實施；不能理想化，追求絕對完美。例如對數位化趨勢下產生的平臺經濟，如何治理也是如此，要從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高度來考慮，只有技術水準更高，我們才能獲得更高水準的安全，這是辯證的，很多安全問題的解決要依賴于技術進步，而不是採取一些管控措施或行政性審批就能實現的。如隱私計算技術既可使用個人資料，又能有效保護個人隱私，顯然源于技術進步，如果沒有新演算法，那麼隱私保護只能採取隔離政策了。這對於一個資料大國而言是一種巨大的資源閒置和浪費，會錯失數字經濟發展的良機，因此要辯證處理好安全與發展的關係。

目前來說，我們還是要強調在發展中規範，因為只有發展起來，才有規範的物件，如果發展不充分、不平衡，規範的物件可能都不完整，規範的經驗也不充分。真正有效的規範是在發展中形成的，從這些方面來說，我們有必要準確理解中央的決策部署和精神，以避免政策執行出現偏差導致預期轉弱。

另一個導致預期轉弱的因素是溝通出現了問題，要想宏觀政策更好發揮作用，提高其有效性，溝通尤為重要。從政策制定到政策落地，相關部門都需要與社會、市場進行溝通。比如在政策執行之前與相關方召開座談會等做法，應當很好地總結繼承下來，形成規範和程式。

同時，在政策出臺時進行評估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模擬評估，可以將政策執行可能引發的風險縮到最小，降到最低。

此外，在政策制定出臺後，如何讓社會更準確、充分地理解政策意圖，也有不少工作要做，尤其是要形成良好的輿論環境。比如中央講兩個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的發展，那麼為何民營經濟發展依然表現得信心不足，這就顯現出在當前語境下如何準確表達政策意圖的重要性。

前段時間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沒想到市場上出現了偏差的理解，誤解為要回到計劃經濟，產生這樣的誤解恐怕制定檔時是沒有想到的。

這樣的事情反映出，現實中一些政府部門的做法可能在“發揚”一些計劃經濟的傳統，從而讓大家將統一大市場聯想到計劃經濟去了，產生這樣的誤解，是溝通不充分導致的。所以，出臺政策不是發個檔就夠了，而是要在制定、實施的全過程與市場保持溝通，形成不斷的相互回饋迴圈，這樣一方面有助於不斷地完善政策，另一方面也能瞭解市場對政策的需求，從而使市場對政策更有預期。溝通越充分，就越能避免產生誤解，對政策落地的有效性也至關重要。

刘尚希：‌‌大多数情况下，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带来较大风险，相关部门可能意识到了，会自行纠偏，也有中央通过发文的方式纠偏。‌‌‌

站在各部门的角度，只有从“风险整体观”出发，才能意识到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带来的风险。各个部门出台政策时，应该做风险评估，要知道没有一项政策是十全十美的，任何政策都可能引发新的、未知的风险，有了这样的意识，在制定、实施政策时就会更为审慎。

不能以确定性思维，如同“灵丹妙药”来看待、制定及出台政策，就像人吃药一样，也是边吃边试边观察，如果出现不良反应，就得赶紧换药了。

当然，政策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因此，对于风险的评估既可针对本部门，也应该与其他部门进行相关联的、整体的风险评估，这就涉及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问题。若非如此，很容易产生合成谬误，即各自的出发点都很好，但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合成谬误对市场而言是不可预期的，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所以，相关部门不能以确定性思维来考虑政策，多一些对不确定性的考虑可能反而注入了确定性，将政策执行带来的负面效果降到最低，引发的风险也可能是最小的。

劉尚希：‌‌預期轉弱會使人的行為模式變得保守，該投的不投了，在等待觀望，該消費的不消費了，變成儲蓄。經濟活動一旦趨於保守，整體經濟就趨於收縮，往下走了，出現這樣的情況，供給需求之間就可能形成負反饋，即需求供給相互推動趨弱，從而導致經濟面臨下行的風險。‌‌‌

所以，預期轉弱與人的行為模式轉變有關，意味著人的行為轉向收縮，趨於等待、觀望，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就難以有效發揮作用，這也是目前即便相關部門出臺許多利好政策，且高層及時回應市場關切之下，仍難以拉升市場預期的原因。就像人吃藥一樣，只有能吸收藥，藥效才能發揮，反之則難以發揮作用。

宏觀政策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是經濟有潛在的活力，有投資、消費的欲望，企業有持續經營的打算，再加上宏觀政策支持，經濟就會慢慢由下行逆轉為逐漸上行，至少能穩住，不繼續往下走，從這個角度來說，預期轉弱對經濟的影響是關鍵性的。

劉尚希：‌‌目前我仍堅持這一觀點，就是扭轉預期轉弱要從民營經濟入手。民營經濟在市場主體中占比超90%，個體戶、小微企業的比例非常高，它們關乎著就業大盤，只有民營經濟的預期穩定了，就業才能穩定，就業穩定收入才能穩定，社會才能穩定，這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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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營經濟中，中小企業居多，本身就具有脆弱性，當前，國際、國內大環境非常複雜，不確定性因素較多，再加上疫情多發的影響，民營經濟所遇到的困難前所未有。

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有針對性地去穩定民營經濟的預期，比如採取大規模退稅、減稅的組合式稅費支援政策等，對穩定民營經濟的經營有一定效果，減輕了企業現金流壓力，讓企業不至於在這波風險中倒下。往後看，光穩住不行，還要繼續經營、繼續發展，這就要靠穩預期來支撐，如果預期不好，企業可能就不幹了，關門了，相關的政策也就難以充分有效發揮作用。

目前，針對民營企業的利好政策有很多，但就跟之前講到的一樣，要關注處置風險的風險，即為企業解決了一個困難，可能又給企業帶來了一個新的困惑；解決了一個小困難，可能帶來一個更大的難題。當前經濟形勢是極其複雜的，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素，若我們沒有複雜性思維、不確定性思維，便難以應對。所以，對政府的行為也要進行風險評估，這樣才能避免引發新的不確定性和給市場帶來新的風險，要防止好心幫倒忙。

刘尚希：‌‌数字经济是大趋势。過去，人類社會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現在正在經歷數位革命，數位革命引領人類社會進入數字文明，在這一形勢下，我們毫無疑問要順應趨勢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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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數位化走在後頭，這並不代表走得快的商業領域、消費領域的數字平臺是誤入歧途，而是要加快把工業領域的數位化短板補起來，但其難度很大。我國是人口大國、資料大國，消費領域數位化先行，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也是中國數位經濟成長的路徑。

整體而言，我們還是要瞄準數位化的大方向、大趨勢來考慮經濟的發展，只有順勢而為，才能更有把握地完成今年的預期增長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