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当前，市场主体的生存压力确实有加剧的趋势，即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求收缩表现为储蓄倾向扩大，消费乏力等，供给冲击则是受国际形势影响，能源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高企等，在这种情况下，预期转弱就更明显了。‌‌‌

从这方面来看，当前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预期转弱没有得到切实扭转，这受国际国内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国内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使得预期转弱，即政策执行问题、沟通问题。

目前，政策执行层面存在一些偏差，比如在疫情防控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经明确，要对“一刀切”的行为进行纠偏，也就是说，中央对于疫情防控的部署方针是非常清晰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时候还是被“一刀切”了，这严重影响物流、经济的循环，也影响民生和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如果各个地方都“一刀切”，经济循环不起来，会对预期造成很大影响。这就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因对中央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预期转弱的典型案例。

再比如监管上也存在执行的偏差，前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学习会议，提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如何监管，其中就涉及认识的问题，在过去的工业化条件下，并没有数字平台，数字平台是在数字化趋势下出现的新生事物，对于这种新生事物应该如何认识？如何监管？中央也是很明确的，但在监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可能存在风险，毫无疑问需要监管，但不能只考虑一个风险，而不考虑另一个风险——发展的风险。也就是说，安全风险固然重要，但如果因监管导致数字经济的发展放缓甚至停滞了，降低我国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平台的国际竞争力，恐怕是更大的问题。

此前中央已明确提出，要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面对新生事物，我们要加强监管，但不应在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一块倒掉，即处置了一个风险，结果可能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风险，这样实际上就是在认识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

因此，我们提出“风险整体观”的概念，要通盘考虑局部的风险，整体的风险，眼前的风险，长期的风险，战略的风险，不能只顾眼前、局部。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识别风险。如果只关注安全风险，可能就会带来发展的风险，若引发发展放慢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风险，这将是更大的风险，是全局性、长远性的风险。

对于有监管职责的部门而言，要具备“风险整体观”的概念，各个部门不能只关注守土有责的风险，这只是局部、眼前，应当还关注整体、长远，这对于当前稳预期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到如何给资本设置“红绿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议中提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涉及国家的战略全局，因此，应该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很多问题的定位实际上就清晰了。

从这个方面来说，监管应该更全面、准确、正确地理解中央的精神，从而避免在贯彻落实相关精神时出现偏差。

从新发展阶段这个现实来看，很多问题是长期问题，不能急于求成，要分步实施；不能理想化，追求绝对完美。例如对数字化趋势下产生的平台经济，如何治理也是如此，要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高度来考虑，只有技术水平更高，我们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安全，这是辩证的，很多安全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不是采取一些管控措施或行政性审批就能实现的。如隐私计算技术既可使用个人数据，又能有效保护个人隐私，显然源于技术进步，如果没有新算法，那么隐私保护只能采取隔离政策了。这对于一个数据大国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会错失数字经济发展的良机，因此要辩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要强调在发展中规范，因为只有发展起来，才有规范的对象，如果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规范的对象可能都不完整，规范的经验也不充分。真正有效的规范是在发展中形成的，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有必要准确理解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精神，以避免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导致预期转弱。

另一个导致预期转弱的因素是沟通出现了问题，要想宏观政策更好发挥作用，提高其有效性，沟通尤为重要。从政策制定到政策落地，相关部门都需要与社会、市场进行沟通。比如在政策执行之前与相关方召开座谈会等做法，应当很好地总结继承下来，形成规范和程序。

同时，在政策出台时进行评估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模拟评估，可以将政策执行可能引发的风险缩到最小，降到最低。

此外，在政策制定出台后，如何让社会更准确、充分地理解政策意图，也有不少工作要做，尤其是要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比如中央讲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那么为何民营经济发展依然表现得信心不足，这就显现出在当前语境下如何准确表达政策意图的重要性。

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没想到市场上出现了偏差的理解，误解为要回到计划经济，产生这样的误解恐怕制定文件时是没有想到的。

这样的事情反映出，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可能在“发扬”一些计划经济的传统，从而让大家将统一大市场联想到计划经济去了，产生这样的误解，是沟通不充分导致的。所以，出台政策不是发个文件就够了，而是要在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与市场保持沟通，形成不断的相互反馈循环，这样一方面有助于不断地完善政策，另一方面也能了解市场对政策的需求，从而使市场对政策更有预期。沟通越充分，就越能避免产生误解，对政策落地的有效性也至关重要。

刘尚希：‌‌大多数情况下，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带来较大风险，相关部门可能意识到了，会自行纠偏，也有中央通过发文的方式纠偏。‌‌‌

站在各部门的角度，只有从“风险整体观”出发，才能意识到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带来的风险。各个部门出台政策时，应该做风险评估，要知道没有一项政策是十全十美的，任何政策都可能引发新的、未知的风险，有了这样的意识，在制定、实施政策时就会更为审慎。

不能以确定性思维，如同“灵丹妙药”来看待、制定及出台政策，就像人吃药一样，也是边吃边试边观察，如果出现不良反应，就得赶紧换药了。

当然，政策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因此，对于风险的评估既可针对本部门，也应该与其他部门进行相关联的、整体的风险评估，这就涉及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问题。若非如此，很容易产生合成谬误，即各自的出发点都很好，但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合成谬误对市场而言是不可预期的，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所以，相关部门不能以确定性思维来考虑政策，多一些对不确定性的考虑可能反而注入了确定性，将政策执行带来的负面效果降到最低，引发的风险也可能是最小的。

刘尚希：‌‌预期转弱会使人的行为模式变得保守，该投的不投了，在等待观望，该消费的不消费了，变成储蓄。经济活动一旦趋于保守，整体经济就趋于收缩，往下走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供给需求之间就可能形成负反馈，即需求供给相互推动趋弱，从而导致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

所以，预期转弱与人的行为模式转变有关，意味着人的行为转向收缩，趋于等待、观望，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也是目前即便相关部门出台许多利好政策，且高层及时回应市场关切之下，仍难以拉升市场预期的原因。就像人吃药一样，只有能吸收药，药效才能发挥，反之则难以发挥作用。

宏观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经济有潜在的活力，有投资、消费的欲望，企业有持续经营的打算，再加上宏观政策支持，经济就会慢慢由下行逆转为逐渐上行，至少能稳住，不继续往下走，从这个角度来说，预期转弱对经济的影响是关键性的。

刘尚希：‌‌目前我仍坚持这一观点，就是扭转预期转弱要从民营经济入手。民营经济在市场主体中占比超90%，个体户、小微企业的比例非常高，它们关乎着就业大盘，只有民营经济的预期稳定了，就业才能稳定，就业稳定收入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定，这是基础。‌‌‌

而民营经济中，中小企业居多，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当前，国际、国内大环境非常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再加上疫情多发的影响，民营经济所遇到的困难前所未有。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有针对性地去稳定民营经济的预期，比如采取大规模退税、减税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等，对稳定民营经济的经营有一定效果，减轻了企业现金流压力，让企业不至于在这波风险中倒下。往后看，光稳住不行，还要继续经营、继续发展，这就要靠稳预期来支撑，如果预期不好，企业可能就不干了，关门了，相关的政策也就难以充分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针对民营企业的利好政策有很多，但就跟之前讲到的一样，要关注处置风险的风险，即为企业解决了一个困难，可能又给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困惑；解决了一个小困难，可能带来一个更大的难题。当前经济形势是极其复杂的，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若我们没有复杂性思维、不确定性思维，便难以应对。所以，对政府的行为也要进行风险评估，这样才能避免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和给市场带来新的风险，要防止好心帮倒忙。

刘尚希：‌‌数字经济是大趋势。过去，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正在经历数字革命，数字革命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文明，在这一形势下，我们毫无疑问要顺应趋势去考虑。‌‌‌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是从消费领域起步的，很多平台原来在世界上还占有一席之地，但目前有萎缩迹象。而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走在后头，这并不代表走得快的商业领域、消费领域的数字平台是误入歧途，而是要加快把工业领域的数字化短板补起来，但其难度很大。我国是人口大国、数据大国，消费领域数字化先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数字经济成长的路径。

整体而言，我们还是要瞄准数字化的大方向、大趋势来考虑经济的发展，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更有把握地完成今年的预期增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