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评论：尹锡悦在竞选言论中表现出了明确的亲美立场，检察官出身的他其实是一位仅从政八个月的政治“素人”，这不仅让人联想到最近成为全球焦点的另一位政治“素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位政治素人就是因为一边倒的亲美政策，最终恶化了俄乌关系，导致了今日的战乱。目前有乐观派观点认为，在韩国的出口中四分之一是流向中国，韩国的经济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因此，一旦尹锡悦当上总统，必然出于现实的考虑，妥善处理中韩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亲美的尹锡悦当选引发了人们对朝韩关系或者中韩关系是否会俄乌化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仅在中国很普遍，在亚洲社会也很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尹锡悦的当选，也因为东北亚在多年里已经进入安全困境。尹锡悦在选举中强调，“只有韩美关系巩固了，中国等其他国家才会尊重韩国”。以前亲美的韩国总统虽然没有这样说，但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然而，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韩国认为在其领土内可以做任何事情，例如引入美国的萨德系统，因为这是针对朝鲜的威胁的，但这样做很显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这次选举中，尹锡悦也一再提及加入美国的印太安全机制、部署更多的萨德系统的事情，这自然导致了其邻国的不安。此外，美国甚至日本方面的举动也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美国领导的“北约”东扩最终造成了今天的乌克兰战争，这些年来，美国同样也在建立亚洲版的“北约”来针对中国（表面上说是针对朝鲜）。在东北亚，美国一直试图把美日、美韩双边联盟多边化，即形成美日韩同盟。未来如果这个同盟形成，并且和美国的印太结合起来，将对中国构成实质性的、直接的威胁。

除了安全，经济上的原因也极其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尹锡悦对中强硬的态度自然有竞选时表演的成分，但也有着很强的局势背景，因此不能因为中韩在经济上有足够的关联度，就低估他亲美的倾向。事实上，尹锡悦在外交道路上极强的亲美倾向有一部分原因正是中韩当下的经济局势导致。韩国的经济属于财阀经济，以三星、现代等集团为首的财阀正是靠在芯片领域、汽车领域的优势得以让韩国经济在全球有一席之地。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在以芯片为代表的核心科技产业的薄弱成为了中国崛起道路上不得不应对的问题。目前国内在关键科技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已经成为了官方和民间的共识，虽然这条解决卡脖子的道路还在起步阶段，但已经让处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路径上的韩国财阀们感到了巨大且全面的压力。从经济的角度看，对所有的核心科技形成全面而且极端的自主极为困难，也没有必要。

在全球技术与经济高度分工化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在芯片这样的大型产业生态上，任何一环都不依赖其它国家，还能做得很好。即便是美国，其芯片产业也是靠整合全球其它国家的技术。中国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理想状态应该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芯片这类领域所有难以被替代的技术环节获得了一定的全面进步；在某些被突破且可能取得优势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全力发展，赶上西方；也有能力对西方形成一定的技术限制威慑。一方面，这样在对方进行贸易制裁时，我们的全面进步可以保证产业不至于大幅度退步，同时也可以利用技术优势在反超的领域威慑和限制对手。这样的结构在经济上既可行，战略上又有效。另一方面，偏执地追求全面取代不仅不现实，事实上也会造成对全球其它产业链国家形成经济上双输的过度竞争和贸易脱钩，并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因此，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在核心科技领域发起全面追赶的初期，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在哪些领域能够最终突破并形成优势，所以在韩国财阀看来，我国如火如荼的硬科技产业发展对它的核心优势造成的是全方位的威胁。韩国财阀既不会低估中国产业突破的决心，也不会乐见自己的核心产业被中国这样体量和国力的对手超越。因此，尹锡悦背后的财阀们有站队美国、遏制中国全面崛起的实际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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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及附近地图 （图源：网络）

大湾区评论：尹锡悦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极为符合韩国的特殊政治传统“青瓦台魔咒”，他在从政之初就一直把清算现任政府积弊当作口号。韩国总统是众所周知的高危职位，历届总统很少可以善终，从2003年金大中总统卸任后，更是已经连续三届总统均不得善终。看目前的趋势，文在寅也很难乐观。“青瓦台魔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郑永年：“青瓦台魔咒”当然不是电影或者小说里面所说的“魔咒”，而是可以找到制度根源的。这要回到决定韩国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体制，即1987年“六月抗争”实现民主化后形成的“87”政治体制；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金大中总统在经济上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所形成的“97”经济体制。

1987年的政治体制安排决定了韩国特殊的总统制度。当时的韩国处于冷战的前沿，朝韩长期存在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国际局势决定了韩国必须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能够迅速果断处理危机和急迫问题的全能总统。因此，韩国总统权力极大，长期被戏称为“帝王总统”。同时，在外交上，美国不容许韩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来挑战美国对韩国的长期控制，因此韩国总统的任期只有一届，不能连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金大中总统开出的药方是，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出售国有资产，全面放开金融，促进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1997经济体制导致的跟“青瓦台魔咒”相关的后果是，韩国政府和政客在金融和产业上都缺乏治理的“抓手”。一方面，为了获得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韩国开放的金融使得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国有资产过于彻底的私有化导致政府和政客在经济和产业的调度能力上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工具”。我们国内一些人喜欢标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他们忽略了即便是号称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在进行公共经济政策调节时，也会启用“国企”或类似“准国企”这种在效率上虽然饱受诟病，但是在效果上不可或缺的工具。这种现状直接导致韩国各级政府官员在经济治理上长期依赖财阀的支持，而财阀们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的，没有相应的政治回报他们不仅不会倾囊相助，反倒是会故意在背后拆台。“腐败”作为政客对财阀利益联盟的投名状，在韩国有着很强的制度土壤，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贪婪”一词来指责政客了。

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 （图源：网络）

韩国的外部环境和历史积淀形成了国家内部长期的二元对立，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政客各自代表一部分选民。韩国国内财阀和外部势力为了遏制强大政党的出现，往往采取钟摆模式，即每届都换一派政党执政，刻意保持两股政治势力的均衡，以便两党互相制衡，因为这种制衡实际上消除了政治干预经济的可能性。

“青瓦台魔咒”在金大中之后变得尤为严重。97金融危机过后，财阀主导的经济领域很难直接进行改革，政客们借助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用对前任的反腐来凝聚民心不仅仅是对前一届政府打压自己政党的清算，更是除外交以外又一个获得政治资本的可行办法。因此，“青瓦台魔咒”这种新一届政府对上一届总统清算的模式，就成了一种难以逃避的恶性循环。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青瓦台魔咒”也会间接影响中韩关系。因为文在寅政府是主张理性处理中朝关系的，目前韩国政坛中对中国持友好、理性态度的官员大多属于文在寅派系。今天韩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民间尤其年轻人对文在寅政府极为不满，如果尹锡悦在舆情的刺激下过度清算，很可能导致韩国政府中有利于中韩关系健康发展的官员大幅衰减。

尹锡悦为选举拉票 （图源：网络）

大湾区评论：这次韩国大选中，年轻的选民表现出对政客的厌恶远超过喜欢，而且这次大选的议题也明显年轻化、碎片化。像女权问题，居然都成为了对大选民意有重大影响的话题。那么这种政治议题的特点，对未来的韩国政治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们首先要了解韩国的现状，尤其是韩国年轻人的现状。从经济角度看，大部分韩国的年轻人并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下年轻人应当有的幸福感。据韩国官方数据，当下接近20%的韩国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叠加疫情因素，2020至2021年期间，有87万名个体从业者失业，相关行业营业额减少20%至25%、营业利润减少43%。韩国年轻人的第一个重要现状是，大部分年轻人经济状况恶劣，有些甚至有生存困难。第二，大量底层的韩国年轻人明显看不到希望，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处于经济和教育的双重“劣势继承”。所谓经济的劣势继承，是指韩国大城市房价高、租金贵，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几乎买不起房。据韩联社等媒体报道，文在寅政府期间，首尔公寓楼价格几乎翻番。首都圈楼市去年房价更是猛涨近18%，时隔15年首次出现两位数增长。据韩国国民银行估计，一个韩国普通家庭必须将全部收入存满18.5年才能在首尔买得起公寓。虽然中国的大城市房价也让很多年轻人感到遥不可及，但是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城市梯度网，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后可以退回到相对可以接受的省会城市或者二线城市买房安居。韩国的问题显然更为严重，因为韩国近一半人口集中在首尔经济区，韩国的国家体量导致其没有一个梯度的城市网络给年轻人阶梯式的回退。年轻人一旦要生活在大城市，就只能忍受其房价，这也是韩国式城市化的弊端。我们也有很多城市提出“叫板”首尔，可一旦首尔化了，“首尔病”同样会在中国发生。甚至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发生了。

同时，韩国的教育制度导致家长要大量投入资金给孩子进行补习，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无疑会大范围阻断穷人孩子通过自身努力学习改变境遇的路径。这就是教育的劣势继承。我们都知道韩国的娱乐业畸形繁荣，韩国总人口只有5200万左右，但是偶像练习生据估算已经超过了100万。这些偶像练习生的训练极为艰苦，可以说是非人的严酷，最终只有1%左右能够出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韩国年轻人趋之若鹜？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大量的年轻人对社会晋升的绝望，认为这些富家子弟不愿吃苦的领域已经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了。

从社会舆情的角度看，如同大多数现代社会，韩国年轻人是互联网信息化的一代，他们接收的信息大部分来自网络媒体。这样的年轻人普遍存在一个特性：对碎片化的信息敏感，对能引起共鸣的现象敏感，但缺乏深度阅读能力，对宏大的抽象历史叙事缺乏感知，只会被具体的故事影响其认知。这就是为什么尹锡悦在大选中要直接攻击与女权相关的具体部门和女权的现象，而不是抽象地和年轻人讲人权原则。

韩国街头（图源：凤凰网）

大湾区评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怎样去做，才能避免东北亚陷入俄乌陷阱？

郑永年：想要避免东北亚出现“俄乌陷阱”，我们不仅要关切韩国国内的发展大趋势，要关切朝鲜的动向，更要关切美国（日本）的动向，在充分了解这些角色的意图和可能的行为之后，作出理性的判断并践行理性的外交。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结合之前提到的财阀对中国的认知，我想提两点网上鲜有人提到的或许可以将中韩关系往健康道路上引导的建议。第一，我们的外交宣传主要是针对政府和韩国的财阀精英，但这样的叙事习惯很难渗透到韩国民间底层社会。因此，韩国年轻人的舆情很难偏向中国。我们需要有迎合韩国年轻民众的广义沟通方式，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渗透至其群体中，力图改变中韩关系在年轻人中的舆情形象。第二，如果说韩国和乌克兰有什么不同的话，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乌克兰的寡头本身是分裂的，一部分寡头亲西方，一部分寡头亲俄。但韩国的财阀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分派，他们是韩国社会最稳定的权力主体群体，中国可以系统性地分析如何在经济上与韩国财阀保持一种建设性的、互利性的关系，至少应该有一种不至于被误解为会全面对抗的关系。

因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但中韩和中日的经贸关系一直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美国一直在努力促成韩日经济在和中国“脱钩”的同时更依赖美国经济。这表明，我们更需要推进东北亚经济的融合。经济的融合尽管避免不了国家安全方面的冲突，但的确可以缓解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