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取得重大進展，數字經濟與傳統産業深度融合，不斷創新數字産品和服務，在社會經濟領域産生了颠覆性變革和劃時代影響。 

驅動企業創新，重塑核心競争優勢。衆所周知，傳統企業受經營成本剛性約束和市場空間影響，規模擴張速度相對較慢，很難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企業核心競争力。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成爲企業核心資産。企業利用海量數據資源，充分發揮數據信息技術優勢，不斷加強企業創新，提升核心競争能力。一是推動産品創新，打造差異化優勢。企業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促進供應端與需求端精準對接， 研發适銷對路的個性化産品，打造因客而變的差異化競争優勢。如海爾集團“人單合一”的私人定制模式，保持了企業的核心競争能力。二是推動技術創新，打造智能化優勢。企業依托AI人工智能技術，提高單位時間勞動生産效率，增加産品附加值。比如智能手機、智能家電等新産品的更新叠代，迅速提升産品附加值。産品數字化成爲企業技術創新的主要看點。三是推動管理創新，打造集約化優勢。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前沿智能技術嵌入企業生産制造、營銷管理等核心環節，提高規模效益，降低經營成本。企業經營管理數字化已經成爲一種趨勢。 

重構商業模式，助推産業升級轉型。在互聯網、大數據應用技術推波助瀾下，産品定制化、經營集約化、交易數字化的新型商業模式正在重構。“互聯網+”經營模式被越來越多的企業複制推廣，新型交易、共享經濟、以租代購、區塊鏈、移動支付等全新服務工具應運而生，促進了傳統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現代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疫情防控期間，酒店餐飲、影視娛樂和文化旅遊等服務消費均受到嚴重影響，但“互聯網＋生鮮”“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等數字經濟新業态卻呈現前所未有的活躍狀态。據中國信通院預計，未來五年，5G商用将直接帶動我國經濟總産出10.6萬億元人民币，間接帶動經濟總産出24.8萬億元人民币。 

整合社會資源，加速産業經濟發展。随着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普及推廣，數據信息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擁有數字采集技術、海量數據資源的核心企業平台得到爆發式增長，逐漸形成平台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平台企業憑借數據流、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等優勢，推動組織結構調整和社會資源整合。在核心企業上下遊，自發形成産、供、銷一條龍的供應鏈體系下的自然社會分工，打破“小而全、大而散”的傳統企業組織模式，形成了生産企業可以不用管銷售、銷售企業可以不用建倉儲、一切經營活動線上化的專業化運營模式。平台企業依托供應鏈體系，向金融支付、物聯網、人工智能、生活服務等衆多領域擴張，開展跨界競争和融通合作，構建起龐大的産業經濟生态，美團外賣、大衆點評、京東商城等一大批獨角獸企業迅速崛起。據福布斯《2019年全球數字經濟百強榜單》顯示，我國有14家企業上榜，位列全球第二。 

賦能公共行業，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大數據應用最先由互聯網、金融、電信等數據資源相對較好的領域推廣，繼而向政務、民生等領域滲透拓展。互聯網在電力、公安、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行業方面的信息化、智慧化建設的應用提速，進一步助推數字經濟技術在智慧城市建設的普及與應用。公共服務在線化、生活服務智能化、金融服務電子化的深度和廣度迅速擴大，以掃碼出行、數字貨币等爲代表的數字工具，成爲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爲9.8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0.4%，手機網民規模9.86億，整體占比達99.7%。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我國公共信息基礎設施作用更是發揮得淋漓盡緻，遠程醫療、在線辦公、網絡教育、網購等新型業态在非正常經濟環境中得到迅猛發展，成爲經濟複蘇的主要經濟增長引擎。數字工具在改善民生、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方面也同樣發揮着積極作用。比如，手機健康碼出行、大數據助力精準扶貧等一批惠及民生、增進人民福祉的大數據應用解決方案，讓數據紅利不斷釋放。 

數字科技的變革，推動數字經濟取得快速發展。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35.8萬億元人民币，GDP占比達36.3%。據國際數據公司（IDC）預測，到2021年年底，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将達到8.5萬億美元。 

随着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在享受“數據紅利”的同時，也同樣面臨“數據風險”的嚴峻挑戰。由物聯網、大數據等引發的虛拟化交易、開放式連接等方面的數字安全的潛在風險亟待解決。當前數字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誤導網上交易行爲，洩露個人隐私數據。随着數據集聚開發和App行業應用的普及與推廣，商戶強制授權、過度索權、超限收集個人敏感信息的問題日漸突出。一些商戶平台通過買賣客戶信息，違規搜集個人信息和行爲數據；根據用戶風險偏好，定向精準推送相關商品鏈接，誤導用戶在線商品交易；更有甚者利用人肉搜索引擎搜集、洩露個人隐私信息，制造新聞熱點。近年來，隐私數據洩露案件已呈現出高頻多發、難以溯源的特點。據網絡安全公司RBS數據顯示，2019年前三季度，全球數據洩露事件有5183起，同比增加33%。其中，萬豪國際旗下喜達屋酒店被黑客入侵，導緻5億客戶數據洩露；我國多個招生考試院網站被勒索病毒侵襲導緻考生信息洩露等事件。隐私數據保密成爲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之一。 

資本掮客無度擴張，頭部平台壟斷市場。随着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網絡平台觸角已融入尋常百姓生活，電商平台、社交媒體平台、搜索平台、内容平台（視頻、音樂、直播、閱讀等）、生活服務平台（打車、外賣、點評等）、移動支付平台、手機應用商城等，布局涵蓋生活消費、社交、文娛等各個領域。網絡平台自定規則，運用壟斷協議、拒絕交易、縱向約束等方式，如平台企業“二選一”“限制第三方鏈接”，策略性設置數據訪問和數據共享壁壘，增加用戶轉換成本，提高競争對手進入市場的門檻和成本。在資本掮客的追逐加持下，互聯網平台依托海量數據信息，憑借技術、數據、算法優勢，不斷“燒錢”跨界經營，采取限定交易、搭售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拒絕交易、低價傾銷等一些不正當競争手段，壟斷商戶資源，控制市場供應，繼而逐漸壟斷操控市場，“赢者通吃，一家獨大”的行業壟斷壁壘逐漸凸顯；侵害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福利，甚至威脅到國計民生的安全與穩定。 

傳播不良數據信息，污染網絡生态環境。數字經濟的社交媒體功能，讓數據信息加工傳播更加扁平。因此，社交平台也成爲意識形态領域思想滲透的主戰場。近年來，西方敵對勢力等媒體平台和社交網站不斷強化政治滲透，利用互聯網信息小衆化、加密化、雲端化的特點，炒作新聞熱點和敏感信息，提供虛假新聞、政治謠言、歪曲宣傳、色情暴力等信息的生産、存儲、傳播、販售等非法活動，嚴重威脅國家政治安全和網絡生态的健康發展。數字經濟時代網絡生态環境淨化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早在2014年，我國多部委就聯手開展“淨網行動”，掃黃打非，整治互聯網生态環境。紐約大學研究團隊對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臉書廣告庫審查時發現，8.6萬個頁面刊登帶有誤導傾向政治廣告，約3700萬美元廣告資金來源不明。 

攻擊核心數據系統，威脅基礎設施安全。随着大數據行業的應用，金融、水利、電力等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重要行業，紛紛“聯網”“上雲”，行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安全威脅也越來越大。黑客組織常常利用系統漏洞植入惡意軟件、遠程訪問控制系統、發送網絡攻擊幹擾系統等方式進行網絡攻擊。一些看似“固若金湯”的基礎設施，往往會因一串代碼、一台主機、一組病毒的“意外”事故，出現系統癱瘓、功能停擺。當前，針對重要行業、重點領域的有組織網絡攻擊活動日漸猖獗，有的領域已升級爲國與國之間的網絡暗戰。據互聯網應急中心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網絡攻擊電力系統事件高發，美國、日本、印度、巴西等國家先後遭到網絡黑客攻擊。 

數據安全無小事。數字經濟時代下的網絡安全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事，稍有松懈就可能觸發網絡安全事件。 

數據不僅是數字經濟的血液，更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對經濟運行機制、國家治理能力、國防和軍隊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保障數字經濟安全與平台經濟反壟斷問題已成爲世界各國的普遍行動。一些國家甚至将維護數字經濟安全和反壟斷升級爲國家戰略。從我國實情看，維護數字經濟安全，既是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現實選擇，應統籌兼顧，協同推進，爲數字經濟發展構建健康數字生态。 

完善頂層設計，強化數字經濟戰略布局。頂層設計是數字經濟安全與反壟斷的重要制度安排。做好頂層設計應統籌做好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框架，結合“十四五”發展規劃，完善重點領域、關鍵技術、重大工程的發展規劃和市場監管的路徑和方法，從全局性、系統性、戰略性的高度爲數字經濟發展把舵定向；制定互聯網資本市場的準入規則和退出機制，優化大數據安全、工業互聯網、數字經濟等領域的行業布局，引導民間資本更多向高、精、尖科技領域進軍，從制度設計層面打破行業壟斷壁壘，努力開創“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數字經濟生态。 

健全法治體系，加大壟斷交易執法力度。網絡安全重在立法。盡管我國已形成比較完善的網絡建設的法律體系，但仍存在一些數據安全隐患和反壟斷監管空白。在隐私數據采集、知識産權保護、人工智能推廣、區塊鏈技術應用等方面，尚須進一步健全法制體系，依法管網、依法治網；需要大力推進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雲計算服務安全評估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落地實施；繼續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加強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态領域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争規則的研究制定；加大平台企業壟斷交易執法力度，持續開展打擊低價傾銷、網絡欺詐等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妥善處理新技術應用與知識産權、個人隐私權保護的辯證關系。 

聚焦能力建設，築牢網絡安全監管防線。數字經濟時代的網絡安全和市場監管的關鍵在于能力建設。當前，應重點解決好關鍵技術、關鍵産品的“卡脖子”問題，進一步夯實關鍵領域、關鍵技術、關鍵數據的監督與管理；加強對國家秘密、敏感信息的數據安全評估，搭建有針對性的法律法規體系和技術監管措施，提升數據治理的自主免疫能力；繼續強化以5G技術應用爲核心的“新基建”安全體系建設，加大智能制造、工業領域在軟件開發、設備制造等方面的技術應用，适時評估5G網絡在工業互聯網領域安全風險，建立有效、适當的通用風險管理模型，提升大數據應用的風險防範能力；深入推進芯片等關鍵技術的國産替代品研發進程，逐步建立起自主可控的網絡安全技術、産品和服務的軟硬件生态體系，不因偶然、惡意攻擊而遭受系統破壞、數據更改、信息洩露、網絡中斷，提升核心數據系統的應急處置能力，築牢全域安全的監管防線。 

加強壟斷監管，構建平台經濟健康生态。加強平台經濟領域反壟斷市場監管是構建數字經濟健康生态的基本保障。202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确強調，“要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要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争行爲”。當前，既要充分認識互聯網平台對核心經濟要素的整合貢獻，又要高度警惕頭部互聯網平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壟斷威脅；科學設計大數據壟斷行爲監管治理框架，促進符合大數據及數字經濟發展特點的前瞻性監管體系建設；發揮大數據關鍵變量效能，規範平台和企業大數據利用和競争行爲，維護公平競争市場秩序；加強對壟斷平台和企業策略性濫用大數據行爲的監管，重點對大數據相關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及經營者集中等行爲的監管，提升資本擴張的市場監管效能，構建“互聯網+資本”平台經濟有序發展的健康生态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