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淼傑:爲什麽我們對增速目标的态度在改變?
餘淼傑:爲什麽我們對增速目标的态度在改變?
本文來源:新京報
新京報訊(記者 姜慧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草案)》提出,“十四五”時期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2017年黨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曆史性論斷,“高質量發展”首次進入公衆視野。
彼時,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4年過去,高質量發展走過了怎樣的階段?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年,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新階段又将賦予高質量發展怎樣的内涵?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餘淼傑教授認爲,當前形勢下,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高端産業回流、中低端産業分流等風險加劇,同時内部面臨人口紅利下降、市場流通不暢等不利因素,更需要全面把握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關鍵在于貫徹新發展理念。
高質量發展完成了從“轉向”到“進入”的過程
新京報:從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到現在,我國經濟走過了怎樣的階段?
餘淼傑:高質量發展完成了從“轉向”到“進入”的過程。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20年年中的政治局會議上,黨中央作出明确判斷,我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講的,我們現在要立足新發展階段。
十九大之所以提出要轉向高質量發展,是因爲人口紅利下降、勞動成本不斷上漲,靠資本、勞動力、土地等基本生産要素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持續。爲了保持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們必須轉向以提升質量爲主的集約型增長,也就是以提高企業生産率爲主導的增長模式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2017年到現在,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一方面,不斷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期間主要推動了“三去一降一補”,加速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另一方面,推進三鏈融合,即産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融合,通過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産率,提升産品附加值,促進産業升級,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爬升。
大力發展制造業的同時,也強調加速發展現代服務業,通過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利用區塊鏈技術探索數字經濟模式創新,引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的發展。我們現在讨論很多的新基建,比如5G、AI、充電樁、智能城市等,都是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新京報: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高質量發展面臨哪些新情況新問題?
餘淼傑:産業發展方面,我們的制造業面臨着高端産業回流歐美的風險,中低端産業也面臨分流海外的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高端制造業回流歐美是因爲全球化遭遇了“回頭浪”,貿易單邊主義、本國優先的思潮擡頭,導緻一些國家不顧全球一體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要走回頭浪的道路。中低端産業分流則是因爲随着我國勞動成本不斷上漲,我國在傳統低端勞力密集型産業上逐漸喪失了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
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國的人口紅利在不斷下降,今年甚至會出現新生人口小于死亡人口的情況。人口紅利下降已經成爲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同時,國内市場流通不暢,商品的地區貿易壁壘還需要進一步下降,要素流動應該進一步加強。特别是,通過破除落戶限制等鼓勵高端人才的要素流動。
“十四五”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要貫徹新發展理念
新京報:現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把握注意什麽?
餘淼傑:《綱要草案》提出,“十四五”時期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貫徹新發展理念爲把握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行動指南。
這就說明,推動高質量發展從行動上、落實上必須聚焦圍繞新發展理念,也就是創新、協調、綠色、共享、開放五大關鍵詞。
創新包括技術的創新和制度的創新。我們要加大投入、注重産出,解決關系到我們發展的重要主導産業和關鍵性産業,關鍵技術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解決“卡脖子”的問題。
協調,包含了城鄉協調和區域協調,要和共享放在一起去理解。城鄉協調方面要通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縮小城鄉間的差距,使得改革開放的紅利人人共享。區域協調需要我們通過推動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長江中遊城市群這樣五大城市群的發展,帶動全國其他地方經濟發展。
未來,我們要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的目标,生态文明寫入了憲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寫入了黨章,因此,追求綠色GDP是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意。
開放方面,現在我們面臨一些全球化“回頭浪”的沖擊,中國必須要深度地融入到全球一體化中去,并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規定标準的制定,成爲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同時,通過對外開放,克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短闆,擴大總量,調好結構,打造特色,發展數字經濟。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産力,促進企業自主創新,實現産品附加值和産業的價值鏈提升。在外資方面要突出雙向發展,更大力度吸引外資企業來華投資,形成全球最大市場,同時鼓勵企業走出去,拓展國外市場。
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對增速目标的态度在改變
新京報:這個過程中,應該如何把握“質”與“量”的關系?
餘淼傑:量變才能引起質變,要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定的量。體現在市場規模上,不斷擴大的國内統一大市場是中國經濟在“十四五”期間發展的一個核心的國際競争力。同時,我們也要保持一定的出口份額和國際市場份額。
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不能夠隻顧“量”而忽視“質”,我們要改變過去大而不強的局面,做到又大又強。在産品的數量、種類,特别是主導産業新興産業,要尋求質的提升。比如,使我們的産品在國際市場上可以針對不同的市場定向出口。中低端産品價優就主打發展中國家市場,高質量産品就主打歐美市場。
所以,“質”與“量”要同步并進,尋求量變引起質變,以提升産品的質爲終極目标。
新京報:近些年我國的增速目标有一些變化,從固定目标,到區間目标,再到今年許多省份都提出底線目标,這樣的變化體現了什麽?是否我們對發展的認識在變化?
餘淼傑:這說明,我們不再簡單追求數字上的增長,不再憑着經濟增速去判斷經濟“好不好”,質量跟速度都要兼顧。我們需要辯證看待這個問題,一定的增速是必須的。就像踩自行車,必須通過不斷的發力才能保證自行車平穩行駛下去。也就是說,中國經濟隻有保持一定的增速,才能夠解決不斷在改革開放中産生的新問題。
我認爲,如果中國經濟能夠保持每年5%-5.5%的增速,那麽就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健康的經濟發展速度,是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的。
拿今年來說,在去年低基數的情況下,今年定一個高一點的目标不會達不到,但很多省份還是給出了一個底線目标。這樣一方面是避免外界對高增速有誤讀,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防止回到追求速度的老路上。這體現了增速目标作爲“指揮棒”的信号意義,從這些年的變化來看,我們對增速目标的态度的确是在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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