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2020-12-17 11:08:00
張明：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來源：國際貨币網 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中央強調推動經濟“内循環”、國内國際“雙循環”，就是在逆全球化的經
張明：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來源：國際貨币網
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中央強調推動經濟“内循環”、國内國際“雙循環”，就是在逆全球化的經濟新環境之下，尋找到支撐中國經濟的新動力。“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爲主題，這是十九屆五中全會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高質量發展是創新成爲第一動力、協調成爲内生特點、綠色成爲普遍形态、開放成爲必由之路、共享成爲根本目的的發展。
IMI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認爲，目前，“疫情”、“衰退”與“沖突”，構成了刻畫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的三大關鍵詞。從目前全球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舉措以及全球範圍内更深層次的趨勢來看，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将會面臨經濟差距拉大、全球零利率和負利率格局加深、政府債務水平曆史新高、全球經濟長期停滞四大隐患。盡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但由于中國政府采取了非常及時且強有力的應對措施，中國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率先實現了經濟反彈。不過，從三駕馬車的視角來看，迄今爲止中國經濟的複蘇呈現出顯著的不平衡特征。展望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不平衡複蘇格局仍将延續。這意味着消費複蘇的速度滞後于投資，需求端複蘇的速度滞後于生産端，制造業投資複蘇的速度滞後于房地産與基建。無論是經濟增速指标還是通貨膨脹指标，都說明中國宏觀經濟的短期最大矛盾依然是總需求不足，這意味着中國政府仍應實施擴張性的财政貨币政策。但是，當前中國央行的貨币政策操作面臨穩增長與控風險之間、貨币政策正常化與人民币彙率快速升值之間的雙重兩難選擇。從以下兩個層次來分析如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是如何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的新發展格局；二是如何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目前，“疫情”、“衰退”與“沖突”，構成了刻畫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的三大關鍵詞。
首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迄今爲止依然在全球範圍内快速擴散，不但新興市場國家淪爲新的重災區，疫情在美歐發達國家也呈現出二次反彈态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截止2020年10月25日，全球範圍内已經有4251萬人确診患病，有115萬人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目前美國、印度與巴西是全球疫情确診人數最高的三個國家，确診人數分别達到840、786與535萬人。從疫情演進的最新趨勢來看，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已經取代發達國家成爲疫情的重災區，其中印度與拉美的疫情演進最令人擔憂；另一方面，進入秋季以來，疫情在美國與歐洲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二次反彈。在真正有效且有能力進行大規模推廣的疫苗問世之前，全球範圍内的疫情演進依然有擴大化與長期化的态勢。
其次，2020年全球經濟将會陷入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021年能否實現V型反彈還面臨着一系列不确定性。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2020年10月的最新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僅爲-4.4%，這是全球經濟自二戰爆發後的最低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2020年的經濟增速爲-5.8%，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2020年的經濟增速爲-3.3%。全球主要大國中，僅有中國經濟能夠在2020年實現正增長。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預測全球經濟在2021年增速有望達到5.2%，也即實現V型反彈。但考慮到迄今爲止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中美經貿摩擦演進具有不确定性、全球地緣政治沖突此消彼長等因素，2021年全球經濟能否實現V型反彈，還面臨着較強的不确定性。例如，有觀點認爲，未來的經濟複蘇路徑可能是U型（即經濟增速停留在底部的時間較長）、耐克型（即經濟複蘇的軌迹脆弱且漫長）甚至K型（也即高收入群體收入顯著複蘇、但中低收入群體收入長期受損）。
再次，全球範圍内各種類型沖突依然面臨複雜多變之形勢，甚至可能繼續加劇。例如，雖然拜登已經成功勝選美國總統，美國對華進行遏制甚至規鎖的總體戰略并不會發生改變，中美經貿摩擦面臨長期化與擴大化的危險。又如，近期中東的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發生了軍事沖突，這看似是兩個小國之間的沖突，其實背後都隐藏着大國之間的博弈。在上述不确定性因素之下，刻畫全球經濟政策不确定性的相關指數今年以來達到了曆史高位，并持續在高位盤整。不确定性高企，這是爲何今年黃金價格能夠創出曆史新高的根本原因，也是爲何發達國家國債收益率持續創出曆史新低的重要原因。
從目前全球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舉措以及全球範圍内更深層次的趨勢來看，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将會面臨四大隐憂。
隐憂之一，是疫情後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很可能進一步拉大，且不排除部分較爲脆弱的新興市場國家再度爆發經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新冠疫情爆發後，發達國家利用其國内貨币充當國際貨币角色的優勢，實施了極爲寬松的财政貨币政策，以應對疫情、平穩市場與提振經濟。相比之下，由于本國貨币不能充當國際貨币、舉債面臨國内外各種約束條件，新興市場國家能夠采取的宏觀應對措施較爲有限。這就意味着，在疫情結束之後，相比于新興市場國家，發達國家的經濟能夠得到更快、更充分的反彈。換言之，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新興市場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追趕過程，可能因爲這次疫情的爆發而放慢，甚至有逆轉的可能性。那些自身經濟金融基本面脆弱性較強，又受到疫情嚴重沖擊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未來可能再度爆發經濟金融危機。如前所述，目前受疫情沖擊最爲嚴重的拉美地區，未來可能有一些國家爆發危機的可能性較大。
隐憂之二，是随着全球零利率與負利率格局的加深，全球機構投資者可能不得不再次追逐風險，從而爲下一輪資産價格泡沫埋下伏筆。爲了應對本次新冠疫情沖擊，發達國家央行普遍實施了史上最爲寬松的貨币政策，包括降息與量化寬松。目前來看，日本與歐元區短期政策性利率已經爲負，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爲零，英國短期政策性利率也距離零利率不遠。在發達國家長期政府債券中，日本與歐元區債券收益率也已經爲負，美國與英國債券收益率距離零利率不遠。在未來一段時間内，全球零利率與負利率格局可能進一步加深。負利率将對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商業銀行等全球機構投資者構成重大挑戰：一方面，這些機構投資者的負債端成本比較固定；另一方面，這些機構投資者的資産端收益率将受到負利率的顯著負面沖擊。爲了維持利率穩定，這些機構投資者未來可能不得不将部分資産用于更高收益率更高風險的投資。由此而形成的新一輪風險追逐行爲（Risk Taking）可能會形成新一輪資産價格泡沫，并爲随後的資産價格暴跌埋下伏筆。
隐憂之三，是發達國家政府債務水平在疫情之後将會再度達到曆史性高位，未來如何實現去杠杆面臨着重大不确定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十餘年來，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比率本來就呈現不斷攀升之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這些國家都實施了極其寬松的财政政策來應對疫情沖擊，不少國家财政赤字占GDP比率都接近甚至超過10%。這就意味着，今年年底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比率将會顯著攀升，甚至接近大蕭條之後二戰之前的曆史性峰值。誠然，二戰之後發達國家政府債務的确顯著下降了，但這是通過世界大戰與戰後重建實現的。當前的不确定性在于，未來全球發達國家實現政府債務去杠杆的路徑究竟是經過協調且有序的呢，還是無序且混亂的呢？
隐憂之四，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範圍内的收入與财産分配失衡顯著加劇，這一方面是全球經濟陷入長期性停滞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全球範圍内民粹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顯著上升的重要原因。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以美聯儲爲代表的的發達國家央行長期實施零利率與量化寬松政策，這推高了全球的風險資産價格。然而，過去十餘年的全球經濟複蘇并不均衡，中低收入群體并未從複蘇中獲得足夠的好處。這就意味着，過去十餘年，以财産收入爲主的高收入群體與以工薪收入爲主的中低收入群體之間，在收入與财産分配方面的失衡不斷擴大。收入财産分配失衡加劇會導緻全球總體消費需求下降，進而加深全球經濟的長期性停止格局。此外，收入财産分配失衡加劇會導緻中低收入群體的焦慮感與憤怒感持續上升，從而誘發民粹主義、單邊主義與孤立。這也是爲何特朗普、約翰遜等民粹主義領袖能夠上台的深層次原因。如前所述，在本次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發達國家央行實施了新一輪寬松貨币政策，這在未來可能進一步加深全球的收入财産分配失衡。如果這一趨勢得不到糾正，或早或遲，全球經濟與政治将會陷入新一輪更大規模的動蕩。
盡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但由于中國政府采取了非常及時且強有力的應對措施，中國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率先實現了經濟反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截止2020年10月25日，中國累計确診人數僅爲9萬人，甚至比不上美國與印度高峰時期的一日增量。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爲-6.8%、-3.2%與4.9%，GDP增速呈現逐季反彈态勢。預計2020年全年中國GDP增速能夠達到2%左右。在全球經濟将會萎縮4.4%的前提下，2%的增長可謂來之不易。
不過，從三駕馬車的視角來看，迄今爲止中國經濟的複蘇呈現出顯著的不平衡特征。截止第三季度，本輪經濟複蘇的主要動力仍是房地産投資、基建投資與出口，相比之下，消費與制造業投資依然複蘇乏力。例如，2020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最終消費對季度GDP增長的貢獻分别爲-4.4、-2.3與1.7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對季度GDP增長的貢獻分别爲-1.5、5.0與2.6個百分點，貨物與服務淨出口對季度GDP增長的貢獻分别爲-1.0、0.5與0.6個百分點。
在2020年1至2月，中國固定資産投資遭遇新冠疫情重創，其累計同比增速下降至-24.5%。同期内，中國固定資産投資的三大支柱——制造業投資、房地産投資、基礎設施投資——的累計同比增速分别下降至-31.5%、-18.1%與-30.3%。截止2020年9月，上述三大投資的累計同比增速分别恢複至-6.5%、3.8%與0.2%。不難看出，制造業投資增速的複蘇顯著滞後于房地産投資與基建投資。導緻房地産投資複蘇的主要原因是較強的市場韌性與大型開發商融資的改善。導緻基建投資複蘇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在疫情後實施了非常寬松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規模顯著上升。而制造業投資複蘇疲弱的主要原因，則是迄今爲止無論國内需求還是外部需求均處于相對疲弱态勢，導緻企業更多地通過提高現有産能利用率來滿足市場需求，進行新增産能投資的動力不足。
在2020年第一季度與二三季度，中國進出口部門的表現可謂冰火兩重天。在第一季度，受疫情沖擊，出口額與進口額同比增速均顯著回落，且出口額同比增速回落幅度高于進口額同比增速（2020年1至2月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速僅爲-17.2%），這就導緻貿易順差顯著收縮，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爲負。然而在二三季度，進口額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低位，但出口額同比增速顯著回升（2020年9月達到9.9%），從而導緻貿易順差快速擴大，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轉負爲正。至于出口額同比增速在二三季度迅速回暖的原因，一是全球疫情肆虐導緻中國在醫療物質（例如口罩）、醫療設備（例如呼吸機）與遠程辦公設備（例如筆記本電腦）等方面的出口異常強勁；二是由于中國企業率先實現複工複産，導緻在全球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相繼爆發疫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在全球産業鏈上的樞紐地位在短期内不降反升。
在2019年，消費貢獻了中國GDP的55%，已經成爲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然而，在疫情沖擊的背景下，迄今爲止消費增速的複蘇不容樂觀。2020年1月至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連續7個月負增長。8月與9月，該指标雖然由負轉正，但也分别僅爲0.5%與3.3%。2020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能否保持正增長，目前還面臨一定的不确定性。導緻消費增速複蘇較弱的原因，主要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中小企業與中低收入群體的沖擊非常顯著，這進一步惡化了中低收入群體對于未來工作穩定性與工資增幅的預期，從而導緻該群體的消費下降。換言之，如果中小企業的經營前景與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沒有顯著改善，消費增速的複蘇将會依然緩慢。
展望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不平衡複蘇格局仍将延續。這意味着消費複蘇的速度滞後于投資，需求端複蘇的速度滞後于生産端，制造業投資複蘇的速度滞後于房地産與基建。不過，未來一段時間内出口額同比增速估計難以維持2020年3季度的高水平。原因一是外部需求的複蘇可能不及預期，二是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複工複産将導緻中國在全球産業鏈上的短期不可替代性逐漸被削弱，三是中美經貿摩擦一旦加劇将會影響中國對美出口增速。這意味着未來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今年二三季度相比可能有所下降。
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無論是經濟增速還是通貨膨脹指标，都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速依然較爲疲弱：一方面，2020年第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僅爲4.9%，依然低于6%左右的潛在增速；另一方面，中國的CPI同比增速從2020年1月的5.4%下降至9月的1.7%，剔除了食品與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速在2020年7月至9月一直保持在0.5%的階段性低點上，PPI同比增速則從2020年2月至9月連續8個月負增長。無論是經濟增速指标還是通貨膨脹指标，都說明中國宏觀經濟的短期最大矛盾依然是總需求不足，這意味着中國政府仍應實施擴張性的财政貨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強刺激可謂2020年中國宏觀政策的最大亮點。财政強刺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202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上調至不低于3.6%，這預計會釋放額外1萬億财政資金；第二，2020年中央政府發行1萬億元特别抗疫國債；第三，2020年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額外增加1.6萬億元至3.75萬億元。綜合起來，2020年新增财政資源3.6萬億元，占到GDP的3-4%。應該說，大規模财政刺激對2020年中國經濟複蘇功不可沒。然而我們也應看到，疫情沖擊與經濟衰退導緻各級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顯著下降。2020年1月至9月，中國财政收入累計同比增速僅爲-6.4%。這意味着，如果财政收入低于預期，而财政支出按照今年計劃全部開支的話，那麽2020年最終的财政赤字比率可能會超出預期。
在貨币政策方面，2020年1至4月與5月之後的貨币政策取向存在顯著差别。在1至4月疫情肆虐期間，央行貨币政策非常寬松，不僅有三次降準，還有連續降息以及大規模公開市場操作。然而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以及經濟增速的複蘇，貨币政策從2020年5月起在邊際上有所收緊。這突出表現在，2020年5月初至今，無論短期銀行間拆解利率還是長期無風險債券利率均顯著反彈。例如，10年期國債收益率就由2020年4月中旬的2.5%左右上升至10月中旬的3.2%上下。2020年第一、二、三季度，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分别爲11.1、9.7與8.8萬億元，呈現出逐級遞減的特征。
按照常理而言，考慮到經濟增速依然顯著低于潛在增速、核心CPI增速保持在階段性低位，這意味着中國央行應該繼續實施非常寬松的貨币政策。之所以中國央行從2020年5月起從邊際上收緊了貨币政策，主要原因在于試圖防範過于寬松貨币政策可能引發資産價格泡沫（包括房市與股市）。此外，考慮到當前美聯儲正在實施零利率與量化寬松政策，中國央行的貨币政策正常化導緻中美利差顯著拉大，這造成短期資本流入加劇，進而推動人民币兌美元彙率顯著升值。2020年6月初至10月底，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升值幅度超過了6%。換言之，當前中國央行的貨币政策操作面臨穩增長與控風險之間、貨币政策正常化與人民币彙率快速升值之間的雙重兩難選擇。
在國内經濟潛在增速放緩、中美經貿摩擦長期化持續化、新冠疫情爆發的三重沖擊下，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與黨中央提出了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望成爲貫穿未來十年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邏輯主線，也将成爲十四五、十五五規劃時期的戰略重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出的宏觀背景，從國外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全球經濟陷入長期性停滞，2018年以來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這使得外部需求變得疲弱且不穩定。從國内來看，中國經濟體量的不斷放大，也使得依靠外需來拉動國内經濟增長的傳統增長模式變得難以爲繼。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層次來分析如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是如何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的新發展格局；二是如何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要構建以内循環爲主體的發展格局，需要三大支柱的支撐：一是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二是産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創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動與區域一體化。
要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爲主的發展格局，消費擴大（指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升級（指消費水平的上升）都非常重要。這需要同時從供給層面和需求層面來進行變革。從供給層面而言，要促進消費升級，就要向中國居民提供更高質量、更多類型的消費品，因此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從需求層面而言，要促進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就必須持續提高居民部門收入，這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是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通過特定舉措讓國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部分傾斜；二是加大居民部門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以有效緩解居民部門收入分配失衡；三是努力構建“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房地産調控長效機制，避免房地産畸形繁榮對消費增長構成擠壓；四是加快取消戶籍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農地流轉，最終顯著擴大農民群體的收入；五是打破國進民退的局面，讓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畢竟，民營企業解決了中國存量就業的80%和新增就業的90%。
在中美經貿摩擦加劇與新冠疫情爆發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應努力來維護中國在全球産業鏈中的樞紐地位，并強化中國在東亞産業鏈中的核心地位。首先，即使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仍應努力尋求與美國跨國公司的合作。其次，在中美沖突長期化背景下，中國企業加強與第三方國家企業的合作就變得更加重要。再次，随着全球産業鏈變化開始更加具備本地化與區域化的特點，中國尤其應該重視與周邊國家的合作。第四，中國企業需要對自己在産業鏈中的位置以及産業鏈本身進行積極調整，更多地強調本地化、讓更多的産業鏈環節和終端留在或者靠近本國市場。此外，中國政府應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努力推動國内技術自主創新。這意味着中國政府需要加強對知識産權的保護、扭轉國進民退的現象、實現教育理念從“工程師思維”向“創新思維”的轉換、繼續努力推動國際技術交流等。
雖然中國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國内市場，但迄今爲止，這個市場的一體化程度還相當有限，國内要素流動在很大方面依然面臨障礙，這使得中國迄今爲止沒能充分發揮國内統一大市場的優勢，也制約了消費擴大與産業升級。爲了塑造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國政府應該以要素自由流動爲抓手，努力降低要素與商品在國内流通面臨的各種有形與無形壁壘，消除要素市場化定價的障礙，推動要素在全國範圍内的自由流動與自由聚集。在這一背景下，未來五至十年内，中國有望出現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而圍繞區域經濟一體化而展開的都市圈與城市群建設，則将會成爲下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增長極。筆者非常看好以下五個區域的未來一體化前景：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鄭州、武漢、合肥）與西三角（成都、重慶、西安）。這五個區域在未來不僅是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彙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産市場也有着更加可持續的發展前景。
要構建内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也需要三大支柱的支撐：一是在貿易層面通過構建雙雁陣模式來強化中國在全球産業鏈的地位；二是在金融層面以新的思路推動人民币國際化；三是在開放層面以風險可控的方式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
在貿易層面，應該通過構築國際、國内兩個雁陣模式來強化中國在全球産業鏈的核心地位。新雁陣模式的形成跟全球産業鏈在新冠肺炎疫情後的重塑有很大關系。國際版雁陣模式是以東亞産業鏈爲核心，頭雁是中日韓，第二雁陣是東盟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相對而言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第三雁陣則是東盟和“一帶一路”沿線相對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它們之間可以形成國際版雁陣模式。國内版雁陣模式就是以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爲龍頭，中三角、西三角爲第二雁陣，全國其它區域爲第三雁陣。國内版雁陣模式的構建有助于更好地實現以南促北，以東促西。
在金融層面，要推動新一輪人民币國際化。人民币國際化在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間發展迅速，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間發展陷入停滞。在2018年之前，中國政府在用所謂的“三位一體”策略促進人民币一體化，也即鼓勵跨境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本币結算、發展香港以代表的離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中國央行和其它央行簽署了很多雙邊本币互換。在上述模式下，表面上人民币國際化發展得很快，但背後有很多跨境套利和套彙的因素。因此，随着人民币由升值預期轉爲貶值預期，以及境内外利差大幅收窄，人民币國際化的發展速度必然會放緩。從2018年起，中國政府推進人民币國際化的策略似乎已經發生了轉變，筆者将其概括爲新的“三位一體”，也即大力發展以上海人民币計價石油期貨交易爲代表的人民币計價功能、向外國機構投資者加快開放本國金融市場，以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和周邊國家培養關于人民币的真實需求。更有意思的是，貿易層面的支柱和金融層面的支柱可以相互匹配，也即讓國際版雁陣模式的構建和人民币國際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最近幾年來，中國對外開放的速度明顯加快。一方面，迄今爲止我們已經有18個省級自貿區和1個省級自貿港。但事實上，目前除了上海自貿區之外，其它自貿區在核心競争力與發展特色方面都乏善可陳。因此，要盡快把自貿區、自貿港做實，做到大家各有特色的多元化開放格局，可以考慮在不同自貿區推進不同種類的政策創新與開放試驗。另一方面，最近幾年來，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步伐顯著加大。我們應該注意到，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快速發展的路徑被打斷，都是因爲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因此，在加快金融開放的同時，一定要注意風險防範。例如，在金融市場向外國機構投資者加快開放、金融機構股權比例向外國投資者加快開放的同時，中國政府在資本賬戶開放方面應該格外審慎。資本賬戶管理是中國經濟防範系統性金融危機爆發的最後一道防火牆，拆除這道防火牆應該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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