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龙：发展跨境财富管理 打造财富管理生态圈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1年第10期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财富持续增长，银行客户对于跨境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提升，财富管理生态圈也随之壮大。2021年9月10日，北京、广州、香港、澳门四地同时举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线上启动仪式，同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澳门金融管理局公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这意味着酝酿一年多的“跨境理财通”政策正式落地。该政策是继沪深港通、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互认、债券通等业务后，又一重大跨境金融创新，对发展我国跨境财富管理，完善我国财富管理生态圈具有里程碑意义。

跨境财富管理，是通过缓释境内外地域差异及制度障碍，赋予财富管理业务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发展空间。不但有利于推动境内外金融服务一体化，避免“互联互通”市场的碎片化，增强金融运转效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财富管理体系；也有助于中资银行整合境内外资源，将客群网络拓展至超高净值及家族办公室等高端客群，借鉴境外市场的先进理念，研发更为丰富独特的产品种类，全面提升财富管理服务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我国跨境财富管理所面临的难点和挑战，在参考境外经验的基础上，从监管、客群、产品及工具等维度出发，有针对性地对我国跨境财富管理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如何实现“有序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平衡。我国外汇体制从最初计划经济下的“统收统支”，逐步改革走向市场化，如今已发展成为市场调节为主导、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系。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外汇管理部门对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始终保持警惕且监管较为审慎。比如，个人购汇方面设有每年5万美元的限制等。这主要源于我国与欧美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加之近两年国际金融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尚不具备完全放开跨境资金流动的条件。但发展跨境财富管理确实需要一定的金融创新，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有序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就成为了亟需解决的命题。

产品结构和种类有待加强。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资银行在私人银行等高端财富管理业务方面，无论是产品设计、产品种类、系统构建等，均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相较于具有百年历史的外资银行，仍处于初级阶段。比如，当前，外资银行的财富管理服务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所管理的资产管理规模（AUM）和客户数远大于中资银行。截至2020年末，摩根大通的财富管理业务AUM高达2.72万亿美元。此外，外资银行已形成了围绕客户的全生命周期产品线，包括了家族信托等在内的复杂产品，并能依靠成熟的风险管理系统和强大的风险管控能力，开发出更多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产品。相对而言，中资银行作为后起之秀，仍处于迎头赶超、奋力开拓的阶段，跨境财富管理面临着从0到1的突破。

后疫情时代引发客户偏好不确定性加大。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致使全球经济停滞，加之国际地缘政治晦暗不明，整体投资环境趋向保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但降低了富裕人群的风险承受能力，改变了投资偏好和模式，提高了其对跨境财富管理服务的期望。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疫情也为财富管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与摩根士丹利2020年6月共同发布的报告《全球财富管理：风暴过后》（《Wealth Management: After the Storm》）称，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全球高净值人群财富的增长，而且对企业贷款、消费贷款和投资银行等业务造成了压力，然而，相对稳定的财富管理业务的吸引力却在疫情发生后有所增加。

借鉴“金融市场通行证”制度，提高区域性财富管理效率。“金融市场通行证”（Passporting）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建设欧洲一体化金融市场的重要举措。1985年与1993年《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指令》及《投资服务指令》先后推出，2007年又推出《欧洲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并于2018年再次修订，由此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一体化机制。推出“金融市场通行证”制度之前，欧盟（EU）成员国和欧洲经济区（EEA）非欧盟国家的金融机构在开展跨境业务时需取得每个成员国的许可；执行该制度之后，成员国只需在其中一国获得批准，便可在其他成员国自由开展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传统银行业务（储蓄、贷款、托管）、金融市场（债券发行、汇率、衍生品交易）、资产管理、支付清算等。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所在的广东省九个城市与港澳之间，即俗称的“9+2”，由于市场准入门槛、资本流动限制、货币体系与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跨境财富管理发展受到一定约束。建议可借鉴“金融市场通行证”制度，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率先试水类似制度，打造跨境财富管理的“高速公路”，提高区域性财富管理业务的效率，待条件成熟后再渐次推广至全国。比如，为了进一步深化境内外互联互通，允许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在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时，无需再单独申请准入。同时，可试水跨境业务创新协同机制，保持产品条款一致，打造产品一体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可同时在粤港澳销售的金融产品，具备条件后逐步由广东省推广至全国。

由于“金融市场通行证”可广泛运用于不同产品领域，建议在风险可管控的基本前提下，可考虑率先运用于较简单和低风险的跨境金融产品。比如，较为简单、低风险的银行理财、养老保险、国债及货币基金等。长期而言，具备条件后可进一步推广至较复杂和中高风险的产品领域。比如，债券发行、衍生品交易及汇率产品交易、碳市场发展等。此外，“金融市场通行证”制度也有助于内地省市引入香港地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价值及金融活力，加快形成境内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当然，国外相关做法不能完全复制照搬，尤其是在跨境金融领域。内地在牌照发放、资金运用、股权结构、并购等方面的标准要比港澳地区严格，若完全复制欧盟的做法，容易造成“监管套利”。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在借鉴欧盟“金融市场通行证”制度的初期，充分考虑内地与港澳的监管差异，提前制定相应规则、采取一定措施予以平衡；同时，建议建立一整套评估金融机构的标准，并依此编制符合该标准的港澳金融机构“准入白名单”。

针对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客群，以优惠政策鼓励家族办公室、家族信托跨境发展。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客群，往往比大众理财客户拥有更为旺盛的跨境财富管理需求。随着中国富裕群体达到退休年龄，其财富传承、遗嘱规划等需求日益攀升，这为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家族信托（Family Trust）等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瑞银（UBS）推出的《2020中国家族财富管理暨家族办公室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财富创造者平均年龄为55岁左右，约64％的参与调查者表示主要财富管理工具为家族办公室。此外，福布斯(Forbes)发布的《2020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显示，参与调查者优先使用的家族财富传承工具为家族信托（53.7%）。家族办公室比私人银行更能站在高净值客户立场处理继承管理、子女教育、公益事业、家族事务咨询等诉求。家族办公室的投资资产类别也覆盖更广，包括了债券、股票、固收产品、信托、私募股权、对冲基金、衍生工具、商品、房地产、艺术品收藏等。

不过，目前我国家族办公室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鉴于亚洲地区相似的客群积累及发展历史，不妨借鉴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从广义角度将家族办公室分为单一家族办公室和联合家族办公室的做法。目前，新加坡已有超过200个家族办公室，2016-2018年，家族办公室数量一度增长4倍。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当地家族办公室迅速发展，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密切相关。新加坡并无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较低的税率环境有利于家族办公室的设立。2004年起，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推出“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GIP）并不断修订更新，为有意在新加坡设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投资者授予永久居民身份，目前其AUM门槛要求为2亿新元，每年商业经费支出需要至少200万新元。2009年，新加坡推出“所得税法13X条款特级基金豁免办法”（Enhanced Tier Fund Tax Incentive Scheme，简称13X条款），只要符合要求的家族办公室就有机会申请豁免企业所得税；2019年，新加坡又降低适用13X条款的门槛。比如，AUM要求仅需5000万新元、每年支出仅20万新元、降低雇佣人数要求等。同时，政府还给予牌照豁免等鼓励政策，其中单一家族办公室可豁免注册基金管理公司（RFMC）和持牌基金管理公司（LFMC）的基金牌照。香港地区与新加坡较为类似，单一家族办公室的准入监管较为宽松。虽然当地家族办公室受香港证监会《证券及期货条例》第9类（提供资产管理）等受规管活动牌照的限制，但香港证监会2020年1月发出《有关家族办公室的申领牌照责任的通函》明确指出，考虑到单一家族办公室是“以内部单位形式营运家族办公室，以便管理信托资产，则该家族办公室将无需申领牌照，因为它并非为第三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针对高净值客群和超高净值客群，内地可考虑参考新加坡或香港地区的做法，积极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监管“鼓励发展”与“监管规范”的双重角色。比如，考虑为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投资者，尤其是外来投资者提供税务优惠或行政扶持政策（如移民政策、社会保障福利、企业行政费用减免等）。另外，在发展初期，可提供较为宽松的家族办公室市场准入门槛，试水牌照豁免机制，减少牌照办理或核准的繁琐手续，鼓励境内外市场参与者共同搭建家族办公室跨境生态圈。

关注市场热点，增加社会责任投资（SRI）选择。在设置跨境财富管理业务的投资组合时，投资人应充分考虑市场热点的变化，适时调整投资策略，积极融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理念，以实现可持续投资。

《全球财富管理：风暴过后》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高净值客户的可持续投资总额将达9万亿美元。国际咨询公司凯捷集团（Capgemini）的报告《World Wealth Report 2020》显示，可持续发展、超个性化和大型科技公司是2020年最受关注的投资新趋势。事实上，不少外资银行已积极布局ESG领域。比如，摩根大通收购金融科技公司OpenInvest将其纳入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客户服务，加速提升ESG投资能力。

另外，社会责任投资（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SRI）近年来在欧美等发达地区的财富管理领域引起广泛关注。欧洲可持续投资论坛组织（Eurosif）2018年报告《European SRI Study》显示，欧洲可持续投资的策略主要分为：绩优筛选（Best-in-Class）、可持续性主题投资（Sustainability Themed）、依据国际准则筛选（Norms-Based Screening）、ESG整合（ESG Integration）、议合与行使股东投票权（Engagement and Voting）、负面清单 （Exclusions）、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其中，欧洲采取负面清单、议合与行使股东投票权、ESG整合这三大策略较多。美国也有类似做法，比如，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已纳入可持续投资（Sustainable Investing）产品，主要运用四大策略，即负面清单、ESG整合、主题投资及影响力投资。

虽然我国2008年就推出了首只SRI产品，但国内对SRI产品的定义和范畴界定仍较为模糊。建议国内银行金融机构可参考欧洲成熟的发展路径和经验，选取适合的SRI策略开发产品，可优先采取负面清单的策略拓展SRI行业，避免投资涉及烟草、酒精、化石燃料、枪械等行业，重点排除碳排放较高、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其次，考虑偏向某个行业中绩优筛选的投资标的（如股票、债券、基金），搭配影响力投资等策略运用正面筛选原则，重点投入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低碳排放等领域，积极拓展那些能为社会、环境或社区带来积极、可衡量贡献的投资产品。

善用金融科技工具，提升客户体验及满意度。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客户体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线下渠道已不足以满足财富管理客户庞大的“跨地域”需求。金融科技工具往往能成为金融机构突破不利环境的增长“利器”。比如，2020年，在美国市场信息公司J.D.Power的财富管理移动应用满意度研究中，摩根大通的手机应用“Chase Mobile”在全美数字财富管理APP中位列客户满意度首位。在市场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摩根大通在线投资平台“You Invest”的客户开户量比2020年1月的日均水平大幅增长逾4倍。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势头正旺，多个技术应用领域甚至超过国外同行，金融科技应用潜力巨大，财富管理更应善用金融科技工具，不断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建议可首先着重从客户获取、投资咨询两方面推进财富管理领域的科技工具运用及开发。客户获取方面，建议通过大数据应用、生物认证、移动支付等科技手段，对客户进行动态画像，精准洞察客户需求，实现客户挖掘、需求引流、实际开户、服务场景模拟等基本功能，快速满足客户跨时间、跨地域的日常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客户基数，有效增加客户粘性。投资咨询方面，建议提升自动化渗透及使用率，并拓展至智能投资顾问领域。目前，欧美在该领域已走在前列。比如，高盛推出的网贷平台Marcus已成为人机结合的智能投顾服务典型代表，摩根大通推出了LOXM智能交易机器人以提高交易效率。总体来看，智能投顾可以大大降低个性化服务的成本，运用海量数据、实时分析等智能手段，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端对端的全方位投顾服务流程再造，由此为客户提供更为精准的个性化服务，显著提升服务质效。此外，还可运用智能投顾实时动态监测产品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及时发现异常波动或事件，准确把握投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