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银团贷款市场情况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银团贷款市场情况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肖玉强,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吴昊,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研究员。
原文刊发于《现代金融导刊》2020年第8期
美国银团贷款市场已有三四十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研究其市场情况对于探索我国银团贷款市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一)美国银团贷款的发展历史
20世纪60年代,银团贷款在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以基建项目融资的形式诞生。而美国本土的银团市场发展则与其资本市场联系密切,诸多研究认定其起源于1980年代的巨额杠杆收购。在整个80年代及90年代前半段,美国银团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银行等存款类机构,且其发放银团贷款后并不倾向于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其他非银机构开始对银行的银团信贷资产产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银团贷款一般具有高级别抵押品且其收益是基于LIBOR浮动,而美国银行业面临的改善自身资负结构的压力也使其愿意在资本市场进行相关交易。而如今伴随着资产证券化和贷款交易二级市场的创新发展,美国银团市场与资本市场已高度融合,其产品类型也变得极为丰富。
(二)美国银团贷款的主要产品
传统而言,银团贷款产品主要有四种类型:循环贷款(包含备用循环)、定期贷款、信用证和延期提取的定期贷款。近20年来,美国银团贷款市场产品进行了各种创新,如(银团)过桥贷款、第二留置权贷款、精简契约贷款、跨境贷款和夹层贷款等。
循环银团贷款类似于零售银行业务中的信用卡产品。这类产品通常仅限于投资级市场,允许借款人提取、偿还和重新借款,金融机构债权人向借款人收取与承诺额成比例的年费。根据监管机构的资本要求规定,循环银团贷款使用期一般低于1年,但可以展期。而备用(循环)银团贷款是循环银团贷款的一个变种,企业一般将此信贷承诺与其他较便宜的融资来源(例如商业票据计划)结合使用:多数情形下企业倾向于使用其他更便宜的资金来源而不是使用备用银团贷款,只有其他资金渠道存在困难或者成本大幅上升时,企业借款人才提取款项。美国大型企业普遍使用备用银团贷款以作为其流动性储备和支持公司评级发债。
定期银团贷款类似于车贷等分期贷款。借款企业可以在承诺期内提取贷款,而后根据计划进行分期还款或一次性付清所有到期贷款。定期银团又可分为摊销定期贷款和机构定期贷款:摊销定期贷款是具有还款时间表的定期贷款,期限一般低于六年,银行通常将其与循环信贷打包后一并提供给企业融资者;而机构定期银团贷款是专门为非银行投资者准备的定期贷款工具,包括第二留置权贷款和轻信用盟约贷款等。
(三)美国银团贷款市场现状及市场结构
根据标普数据统计,2019年末美国银团贷款总额超过2.1万亿美元。其银团市场又可细分为投资级市场、杠杆贷款市场以及中间市场。
投资级市场主要以面向规模较大、实力较强企业的备用银团贷款等循环信贷为主,单笔贷款或者承诺额度较大、利率较低,而外部评级一般在投资级(BBB)以上,银行通常愿意持有到期,因此在二级市场并不活跃。2019年的投资级银团贷款总额高达9500亿美元,占整体银团份额的45%。
杠杆贷款市场资金主要用于企业再融资、并购、杠杆收购(LBO)、股息资本重组等项目,且是银团二级市场交易的绝对主体。2019年杠杆贷款总额约为8070亿美元,占整体银团份额的39%。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几年,类似于美国垃圾债市场的迅猛发展,发行的银团贷款主要是风险更高的杠杆贷款,其中2018年杠杆类银团贷款在所有当年发行银团贷款中占比高达63%。
中间市场一般定义为向年收入低于5亿美元的公司提供的不超过5亿美元的银团贷款。
从金融机构持有银团贷款的存量结构看,2015年之前非银金融机构持有银团贷款占比较高,但近几年银行金融机构在整个存量银团贷款中占比已经略高于非银金融机构。从存量高风险银团贷款结构看,非银金融机构持有量依然明显高于银行类机构。
(一)从市场需求或者美国企业客户的角度
首先,银团贷款是企业扩充融资途径的重要手段。在新冠疫情前,截至2019年末非金融公司债务接近9.9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47%,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的两个最大来源是公司债券和银团贷款,从2014~2018年的平均发行数据来看,银团贷款发行量略高于企业债券发行量。通常而言,企业在选择何种融资方式之前最重要的考量是尽可能多地增加债务融资渠道以保证经营现金流的稳定,进而增加融资选择的灵活性。因此在美国市场,企业常常会充分利用备用银团贷款或者其他银团贷款作为其扩充融资途径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企业才会进一步考虑贷款与发债的便利性与成本因素。从长周期看,美国企业并不把银团贷款和债券看作相互替代的融资渠道,而更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其次,从企业成本角度而言,银团贷款成本并不必然高于直接融资成本,备用银团贷款在提款之前只需缴纳较少的非息付费。在债券融资成本显著低于贷款利率的时期,直接融资是大型企业的主要资金提取来源,但取得备用银团的“增信”有助于企业降低直接融资成本;在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债券市场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甚至间接融资成本低于直接融资成本的情况下,银团(或者备用银团)贷款可为企业维持正常运行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一季度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就出现了企业大幅利用备用银团承诺提现以维持正常运营的现实案例,因此备用银团也间接地起到了稳定资本市场、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
再次,银团贷款是企业进行“银行管理”的重要工具。不同于中国市场企业相对银行业较为弱势,美国大型企业在其融资服务过程中往往议价能力很强,会通过强大的企业司库进行融资管理。这些企业通常只选择参与其银团贷款项目的银行作为其金融服务商,在与这些参贷银行的其他金融业务中获取利益补偿,比如要求更高的存款利率,更低的现金管理或者其他金融服务咨询费用。因此,参加企业银团甚至成为了银行向相关企业进行营销的敲门砖。
(二)从供给或者美国金融机构的角度
首先,众所周知美国银行业监管面临的资本压力一直非常大,美国银行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使得美国银行业愿意动用银团贷款。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受信用风险高度集中、资产负债表扩张出现瓶颈及同业竞争加剧、贷款利率增长受限等原因影响,银行业对于盘活既有资产、更大程度增强银行放贷能力的意愿非常高,通过参与银团贷款市场,银行业增强了主动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也改善了其收入结构,并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程度。
其次,美国银行业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对国际银行的吸引力和本土大行对银团一级市场承销业务的控制力,使其可以撬动大量国际资本以追求更大的利润回报。根据FDIC的一些研究发现,1995~2016年累计高达27万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银团数据中,有67.4%实际上是国际银团贷款,而非美国银行贡献了34.9%的贷款额度,美国银行撬动的国际资本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而且美国本土银团市场的外资参贷占比仅次于加拿大的35.7%,位于世界第二。
再次,美国非银金融机构等资本市场参与者,包括结构性工具CLO、保险公司、私募基金、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对于银团贷款产品,特别是杠杆贷款产品的高回报也富有兴趣。银团投资者基础显著扩大且不断多样化也反过来促进了银团贷款需求的增长,银团贷款一级市场的发起量和二级市场的交易量也因此明显增加,过去三十年里发展最快的杠杆贷款市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从监管或者维护金融市场良性发展的角度
由于银团贷款实质上可分散信用风险、降低实际经济融资成本,同时不断完善的银团交易市场也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美国监管机构对于银团贷款的发展属于良性看待。与此同时,明确的强化的流动性监管使得美国银行业对于银团贷款尤其是备用银团的流动性风险有了相对较强的防御能力,为企业放心提款和银行从容应对奠定了基础,这也促进了银团市场的健康发展。
以美国监管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为例,监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并未设置明确的可量化的流动性要求,但在2014年公布了基于巴塞尔协议III的流动性覆盖率(LCR)的美国版本,对银行业无留置权的高质量流动资产(HQLA)数量设定了最低要求,以使银行能够度过流动性压力情景测试。而且LCR对信贷便利和流动性便利都做了明确规定:如根据LCR要求,非金融企业每1美元未动用的信贷便利都要有10美分的HQLA支持,对非金融企业的流动性便利要求每1美元未动用的信用额度对应30美分的HQLA。这些均为银行因应银团贷款的相关流动性风险提供了风险提示和明确的监管指引与要求。
(四)银团市场与传统资本市场的高度融合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促进了美国银团市场的健康发展
美国银团市场与传统资本市场高度融合,成为了其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IHS Markit数据统计,银团贷款转让已成为美国银行业第二大资产流转形式。首先,银团业务的运作方式有着典型的投行业务特征和明显的资本市场属性,其在融资结构设计、承销和代理行管理、二级市场交易等方面充分借鉴了资本市场的专业化管理,而且灵活多样的结构化安排和产品设计极大地调动资本市场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了银团业务效率及收益。其次,银团参与主体与传统资本市场高度重合,银团牵头行大多是如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等大型银行或其投行部门,二级市场投资者也遍布整个资本市场,包含了基金、保险等大量非银金融机构,而银团贷款及其衍生品也极大丰富了美国资本市场构成,相关证券化资产高达上千亿美元。此外,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服务商夯实了银团贷款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比如LSTA标准化的贷款清算与结算设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包含彭博公司等在内的其他服务商等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行业组织LSTA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使银团贷款市场发展,促进银团贷款资产类别的成熟和简化交易结算过程,美国在1995年成立了银团和贸易协会(LSTA),随后LSTA在制定市场的最佳实践、市场标准和交易标准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建设工作,提高了银团贷款市场的透明度、流动性和效率。举例来说,比如其在2017年发布的针对投资级借款人的完整信贷协议的新形式(《完整信用协议指南》)已经被一级市场参与者广泛使用,其发布的包含“交易确认书”在内的一整套标准化交易文件也直接促进了二级市场的业务增长和流动性。
首先,银行主动分散风险的意识有待继续提高。在全球经济陷入新冠衰退之前,我国经济就存在较大下行压力,因此优质项目资源较为稀缺,这使得银行主动组建银团的动力不强,通过同业合作进行风险分担的需求被考核指标冲淡。在此背景下,银团贷款往往是银行信贷规模受限时的被动选择,即使银行在面临优质行业客户的大型项目时选择组建银团,项目牵头行的承贷份额往往占比50%或以上,风险没有得到充分分散。
其次,企业客户采用银团贷款的意愿不强。组建银团的往往都是大型项目,但这种项目的借款人往往融资能力较强,此类企业往往更重视降低当下财务成本而忽视扩宽融资渠道,通过银团进行“增信” 没有明显实际效果。此外,与多家银行同时商谈贷款条件往往降低了借款人的话语权,也使得企业组团意愿不高。
再次,交易市场参与主体单一,市场缺乏活力和流动性。目前我国银团市场参与者多是大型银行且其资负结构同质化明显,券商、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非银机构投资者的缺席不仅限制了银团贷款市场的资金量,也使得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迟迟不能提高。
最后,信息系统的支撑较为薄弱,银团信息透明度不够。相对于美国市场银团相关信息可通过众多第三方资讯机构获得,我国银团市场由于缺乏信息系统支持,项目信息和市场合作渠道并不畅通,效率不高,银团贷款虽然可部分降低多头授信,但缺乏信息披露制度仍使得相关问题持续存在。
首先,中国银团贷款市场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推动银团贷款市场发展有助于盘活我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促进银行业向轻资本转型,增强银行业综合运营能力。从美国银团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发展历程有着自身的市场规律,银行业的资本约束和非银机构对于信贷资产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市场的发展,而目前 “资本约束”已也成为影响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本充足率要求不断提高,中国银行业应在创新拓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进行“开源”的同时,充分探索有效的释放资本的工具以进行“节流”。发展银团贷款业务、增加银团贷款交易有助于中国银行业盘活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促进银行实现轻资本战略转型。
其次,投资级备用银团或是我国现阶段需要发展夯实的重要市场,而从美国银团市场不断系统化、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发展银团业务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在 “一带一路”和“金融开放2.0”的大背景下以更少的资本撬动更多的国际资产,为新一轮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抓手。
再次,推动银团贷款业务和传统资本市场的深入融合有助于我国推进“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改革实践。第一,相对于美国等发达资本市场国家以直接融资为主,我国目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由银行主导且参与者更为广泛的银团贷款虽属于间接融资的范畴,但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直接融资属性,深化银团贷款与传统资本市场业务的融合或许可成为我国“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第二,更大程度地引入非银机构等资本市场参与方、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服务商市场、积极发挥监管机构和中国银行业协会在推动法律法规建设、行业标准制定、行业自律规范的作用可夯实银团市场发展的基础,深化银团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此外,从美国监管和市场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来看,细化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对于银团贷款的资本和流动性约束要求有助于提高企业和银行使用银团的动力。
最后,回归本源,发展银团贷款市场有助于在降低银行业信贷风险的同时提高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如能以美国银团贷款市场规则及实务为参照,大幅提高银团贷款在大型企业的主要融资安排中的占比,有助于提高融资安排的运作效率,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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