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十四五”期间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之一，《规划建议》中第十三部分（第49条至第52条）专门阐述安全问题。在此次中长期规划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安全”。可见，中央对经济安全以及国防安全方面的关切程度空前增加。

中央之所以突出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与大环境密切相关，国际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红利，但最近几年全球化遭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让一些国家政府以提高经济安全为由，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的思潮。

为此，中央提出了以下化解安全隐患的对策：

首先，产业链的安全，需要解决关键技术环节的瓶颈。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重塑新的产业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是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质量，稳固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

二是要补齐短板。就是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规划建议》里也提出要全面推行股票市场的“注册制”改革。

其次，发挥体制和机制的优势，要坚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重点是强化国有企业在经济安全中的作用。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做强、做优、做大。

最近几年，有关经济上“国进民退”的讨论很多，经济学者大多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该问题，如果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待此问题，结论明显不同。

互联网行业的数据垄断是经济安全的潜在风险，该行业的反垄断势在必行。

金融和地产领域虽然没有垄断的问题，但有些公司的负债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出现一些“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在任何国家，单个企业的规模过大，政府就会对它实施特别的监管措施，中国当然不会例外。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规模扩张，有关部门出台了“三道红线”对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进行约束。

二、重点之二是用“双循环”战略应对贸易逆全球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针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堵点。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高投资，而消费，特别是家庭部门消费占比较低。例如，2018年我国GDP中投资占比高达43%，远高于24%的全球平均水平和21%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同时，我国家庭消费占比只有39%，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投资形成的产能通过出口来消化。贸易依存度（（出口+进口）/GDP）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上升，从20%以下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67%，之后在国际环境的挑战之下逐渐下滑，但2019年的贸易依存度仍然有35%。

如果国际贸易一直保持快速扩张，投资占比偏高而居民消费占比偏低的状况是可以持续存在的。但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过高会带来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形，遭遇美国和欧洲的打压。中国经济体量还小的时候，西方国家可以默许我们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但现在已经成为超级大国，必须以内需为主了。

以国内需求为主意味着投资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将下降，消费占比必须上升，因此，促进消费成为“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公报围绕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的主题，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未来的解决方案。例如，农业农村问题，国土布局、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人民生活问题，等等。

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合理分配好蛋糕。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经成为二战之后全球普遍面临的难题，从上市银行的公开披露数据中也可以发现，居民财富分配方面确实存在“二八现象”，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畅销，说明全球均面临着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难题。这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现象。

我国早已开始行动，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其中“三次分配”的提法值得关注。可以预见，“十四五”期间我国的慈善事业会有较大的发展，应该会出台相关的规则。

新发展格局对投资与消费、生产与流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行为主体都应该主动适应新发展格局，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